苏作家具 如珠宝 如歌谣

房重耳／文 李怒舲／摄影

苏州因雅致的园林闻名天下，有着“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因此被称为“人间天堂”。精致的小桥、迂回的流水、奇异的假山、各色花木、典雅的古建筑和精细的苏作家具，无不体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游于苏州园林，仿佛置身画中，美不胜收。

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早在十五世纪中叶便开始初具雏形，是明式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农轻商是一个传统。可苏州却是个例外，她一直以来是一个重要的传统手工业城市，在历史中形成了既重农、又重商的理念。苏作家具在明代中期已有了许多专业作坊，据史料记载，苏州专诸巷有木作：“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雕漆装潢，像生增绣，各类聚而列肆焉……琦名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当时能工巧匠更是人才辈出，如“板方则是袁友竹，回旋则是邬四，皆一时之良工”。

苏作家具是文人参与最多、最能体现文人情怀的一种家具流派，体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审美精神。这些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花草，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对苏作家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苏式家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水出芙蓉”、“妙造自然”之美，其造型纯朴清雅、气韵生动，不重雕饰、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同样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旨趣。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便是姑苏文化的产物，他们通过对明清家具进行品评和总结，为推动了苏作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吴门画派就诞生于此，明代吴门派四大家沈周、文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唐寅在临摹《韩熙载夜宴图》时，对画中家具进行了重新布置，增绘了明式家具，把自己对家具设计、创意的非凡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折射出明代繁华都市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苏州明式家具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把他心中的“明式”家具都添置在所临摹的古代名画之中。仇英的仕女画代表作之一《汉宫春晓图》所描绘的虽是汉时宫廷的嫔妃生活场景，但画中所展示的家具是典型的明式家具。如画中“演乐”局部的明式高型条桌，被画家描摹得极为精致、惟妙惟肖。

苏作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流风弥漫，与这种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苏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得封建士大夫及豪富们竞相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享受，把自己的文人情怀倾注于家具上。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万历年间苏州制作的书桌，在腿部刻有一首“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四言诗，真实地体现了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倾注的精神期待。富豪家中多有工匠专门制作各种器具，加上不少文人逸士间接或直接地参与意匠，对苏作家具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们参与家具设计之多、阐述家具理论之深刻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为明代家具的形成和中国家具艺术的辉煌成就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可见，生活与艺术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发现、创造和鉴赏，才让艺术与生活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也只有在苏作家具中，家具与文化如此方可水乳交融，溢焕异彩。

苏作家具在家具的选材、工艺、造型和韵味上体现了浓郁的文人气息，在材质上讲究自然美，体现木质纹理的天然质感。在工艺上，非常重视线条的流畅自然，雕刻画龙点睛。在整体风格上一直保持着清新典雅、温婉脱俗的气质，形成了造型轻巧、俊秀、素雅的特点。苏作家具以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用料结构合理、比例尺寸适度、精于选料等特点和简练、朴素大方的风格博得了世人的赞赏。

造型优美是苏作家具的重要特点。由于原料匮乏，苏作匠师对木材使用极为用心，可谓锱铢必较，哪怕一小块硬木材料，都要经过反复琢磨和精心设计，胸有成竹后才破料动工。苏作家具的造型追求轻巧、俊秀，不以用料厚重取胜。此外，江南地区的文化熏染也直接影响了苏作家具风格的形成，江南地区人文风光多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的清雅、委婉之风，这种风格自然无可避免地反映在家具的造型上。

青苔石板，池水无痕，时间与空间轮番演绎；轩窗生画，尺幅无心，自然与人文渐次通融。苏作家具如同散落的珍宝，如一首首唱之不衰的歌谣，温润着苏州人千古的闲致与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