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江南文人的“清水出芙蓉”意趣（二）

著名作家、古典家具收藏家海岩认为，古典家具之所以能达到审美的高度和境界，流传至今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是因为它是由文人参与、设计，工匠完成的。它反映的是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绝对不是一般工匠的审美情趣。海岩分析说，苏作家具形成下的明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皇权高度集中，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党政激烈，很多有抱负和理想的文人对当局感到失望，退出官场，来到苏杭和广州一带，开始追求艺术和享受生活。所以，明代的织绣、造园在当时迅速发展起来，家具制作也开始兴起，苏作家具随之形成。

苏作家具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濮安国表示，苏州素有“天堂”的美誉，在明、清时期，更是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其经济发展可见一斑。

清代孙嘉淦在《南游记》中写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璨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中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兴、常州，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江南文化孕育苏作风格

除了经济因素外，苏作家具的发展和风格的形成，还与苏州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及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遍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诚如沈朝初《忆江南》所写：“苏州好，城里半园亭。”造园成为当时苏州的一种时尚。……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土宅)、段玉裁、汪琬、吴嘉洤、薛雪、袁学澜等皆在苏州有园。清顾文彬之怡园……苏州附近地区的太仓，还有著名学者王世贞的山园，大学士王锡爵的王氏园、南园、乐郊园三处，常熟著名文人钱牧斋的拂水山庄、钱岱的小车网川、瞿汝说父子的东皋草堂等等。

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作家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这三部书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品评和总结，推动了苏作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吴门画派，就诞生于此地，明代吴门派四大家沈周、文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苏作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流风弥漫，确实可以说是与这种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濮安国告诉记者，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万历年间苏州制作的书桌，在腿部刻有一首“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四言诗。这一桌一椅使我们真实地体验到了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倾注的精神期待。闲情逸致的文人生活，使他们深居养静，沉稳而不浮躁。因此，苏式家具的风格必然符合他们的情理和怡性，造型的“方正古朴”、“古雅精丽”便成了一种独特形式。

苏式家具不仅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实物形体展现出造型艺术的魅力，而且还在传达一种合乎自然的和谐，给人们一种超然沁心、古朴雅致的审美享受。这种“古”和“雅”的风格与特色，是在文人倡导的所谓“古制”和“清雅”的文化精神中孕育产生的；从美学的意义上讲，是他们对历史传统审美的总结，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