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人生活方式对其古典家具的影响

陈朝晖 黄忠杰/文 

一种清淡的生活方式

“百般江湖不如锄头翻土。”

“做官伴君如伴虎、不如买田建屋当地主。”

这是清代流行于仙游民间的两句顺口溜，大致的意思是告诫老百姓要知足长乐，不要贪图荣华富贵，要过安安稳稳的田园生活……

清代的仙游为何崇尚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生活?曾经叱咤官场的仙游人，为何选择告老还乡，过隐居的日子?这还应当从明末仙游名人郑纪说起。

郑纪，字廷纲(1438—1513)，仙游度尾人，历官三朝，曾任户部尚书等职，为扭转明中叶国家经济危机做出了一定贡献，被誉为明代“经济名臣”。

明宪宗时期，郑纪任国子祭酒兼翰林庶吉士，见皇帝朱见深宠信宦臣，政治腐败，就呈上了一本“太平十策”的奏章，然而郑纪的忠言并未得到皇帝的采纳，于是他辞官返乡。明孝宗继位后，重新起用郑纪为经筵同考官，后又任南京左通政。明正德年问，郑纪被提拔为南京户部尚书，后又嘉赠为户部尚书、大司徒，他极力为朝廷聚赋敛财，但由于皇帝挥霍无度，终使明朝逐渐走向衰落。郑纪忠于职守，但也触犯了同僚宦臣的利益，受到不少的攻击和诽谤，不得不辞官隐退，告老还乡。

明末，像郑纪这样为官清廉、尽忠职守却屡遭迫害的仙游人不算少数，这引起了仙游地区市民阶层对宦海生涯产生厌倦情绪。人们厌倦了官场，厌倦了朝廷，厌倦了株连九族的逃亡!那些曾被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曾被贪婪打落得体无完肤，却还要追逐在名利之中，还要为奢侈的私欲开脱的凡夫俗子成为了唾骂的对象。

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导致清代仙游地区的仕宦者寥寥无几。清三代之后，仙游人开始安于本分，或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或远离故土出洋经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以纲常道德为日用，以士农工为常业，并推及人，劝人为善，修之于家，行之于外；在文化品味方面，则崇尚清淡古朴的世俗生活。

一种别样的家具风格

清代，仙游民间社会风尚的转变，使得人们对追求功名的宦海生活失去了兴趣，转而以平静清淡的世俗生活作为主流，提倡简约适中，崇尚高洁淡雅的审美情趣。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品味，“仙作”匠师对家具的造型和装饰风格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大致是在乾隆之后，“仙作”家具在造型艺术、用料、装饰及色彩方面则与广东、苏州和北京形成了迥异的风格。

一方面，清代“仙作”家具延续了明式家具中精致古朴的的造型因素，虽然家具的局部装饰还是以“精微透雕”和“黄金彩绘”见长，但实用性已大大增强，家具的整体面貌转向世俗化的审美趋向，风格上则追求工艺巧妙、实用美观、清淡的艺术特色。

另一方而，清代“仙作”家具的纹饰图案往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拓宽，除少量植物、动物纹样外，吉祥图案在这一时期亦非常流行。此外，“勾顶藤纹”是“仙作”家具常见的装饰纹样，这种纹样常被装饰于桌案椅凳的腰部，是“仙作”家具的特殊符号。清代，“仙作”家具所流行的图案大都以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为目的，讲求吉祥寓意，与“苏式”家具的阳春白雪相比，清式“仙作”家具显得格外的质朴和淡雅。

相形之下，中国内陆的“苏作”、“京作”、“广作”和“徽作”等家具制作门派，已从简洁的明式风格转向追求华丽、繁复的清代样式。用料上以粗壮、厚重硬木为主，追求宽大舒适的效果；装饰上则极尽雕刻、镶嵌之能事，广泛利用传统艺术中的雕漆和彩画工艺，同时也引进西方的玻璃镶嵌艺术；布局上推陈出新、追新求异，艺术性已远大于实用性，木作工艺在家具上的运用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特点以当时的广州地区最为典型，家具形体端庄大方，富丽堂皇，并且明显受到了西洋装饰艺术的影响，成为清式家具的代表作之一。

以清代的凳子为例，“广作”的匠师会在凳子的表面髹黑漆，描金蝙蝠勾莲团花纹，四周饰螭龙纹，边缘回纹锦，四角嵌珐琅片，下承嵌珐琅式柱，牙条雕蟠螭纹，凳腿上皆镶嵌铜胎珐琅螭纹。而“仙作”匠师则将凳子处理成“四辟八叉”式，座面四角攒边框，通体光素，只在腿间施以简练的线条装饰，或是在凳子的腹部设计一个抽屉，以节省空间，达到实用美观的功效。总之，与“广作”、“苏作”和“徽作”的精雕细琢相比，清代的“仙作”家具的确具带有很强的生活性和民俗化，在华丽繁缛的清式风格影响下，“仙作”家具不入主流，独辟蹊径，自创风格，多少有点剑走偏锋之感。

（选编自《抚脉中国 “仙作”工艺》陈朝晖 黄忠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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