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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稿:汪曾祺听沈从文上课

2012/1/23 12:47:00 来源:水母网 作者:李辉

    编者按:春节是一个中国文化气氛最浓的节日,在此假日期间,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网每天介绍一位有史料价值、丰碑意义的知名文化人物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致敬!        ——曹喜蛙谨记

  在读过的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前者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点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更熟悉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后者以“寂寞”来论述沈从文的散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感觉,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人启发颇多。后来很多文章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到他的影响,都习惯用“寂寞”来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乃至人生。


  在与巴金谈沈从文之后,我就一直想同汪先生谈谈沈从文。他作为西南联大时沈从文的学生,与沈从文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谊。在创作上,人们更是将他视为受到沈从文影响而成就显著的小说家。我想,他的谈话,同他的文章一样,会给我们许多启迪。


  我们的话题就从他当沈从文的学生的时候开始了。

  下文摘自《和老人聊天》,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李:40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给你上过课的有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上课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汪曾祺(简称“汪”):杨振声先生这个人资格很老,他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给我们讲汉魏六朝诗。他上课比较随便,也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他好像挺照顾,期末考试前他说,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课最认真,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宋诗,每次他都带上一叠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考试也要求严格。他对我不满意,说:汪曾祺怎么老是缺课?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我们的作文来具体分析,找一些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当然,有时他也出一些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为我的上一年级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是为我的下一年级出的,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李:那时你常去他那儿吗?

  汪: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李:你在大学毕业后与沈从文接触多吗?

  汪:我1948年到当时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沈先生和杨振声先生介绍的。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大概1950年秋天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沈先生。


  李:听说沈从文当时精神状态很不好,对自己的前景比较悲观。我还听说他有一种恐怖感,成天疑神疑鬼。严文井、陈明、刘祖春等先生,都曾对我谈到这一情况。


  汪:我当时也看到了。他老是觉得别人在批评他。记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放刁》的文章,本来与他没有关系,可是他认为是批评他的。他住的中老胡同后面有一条小路,他疑心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


  李:许多人认为,他的这一精神状态与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有关。在文章中郭沫若批评他为“粉红色”的作家。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你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到过此事。


  汪:我听说在北平还没有解放时,沈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郭沫若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这使他感到很大压力。但他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的。


  李: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也曾发表过一些议论政治的文章,但他基本上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社会。他从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文学青年,成为北京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员,我想就是他的艺术天性起了主要作用。


  汪:我看徐志摩、林徽因这些新月派或京派文人欣赏沈先生,一方面他们重视艺术,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对他的经历和他所描写的边民、士兵生活很感兴趣。这些文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有人道主义倾向,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弱点,觉得和劳动人民存在着距离,他们本身负有一定责任。记得林徽因写过一篇文章《窗子以外》,就写高层文化人想要理解劳动者而不能。


  李:在“五四”时代,这种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还是比较普遍的。

  汪:对于他们,沈先生的生活经历是新鲜的,他与文学的结合也具有传奇色彩。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都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他总是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近我觉得这一看法并不全面。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他对凡是不合他的意的,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李:这大概就是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吧?

  汪:但他在文学上没有派别观念。他与上海作家的关系都不错,但也批评穆时英的作品。

  李:我觉得,一谈到文学,沈从文似乎就只有艺术这一个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人世间的种种关系、纠葛,他根本抛在脑后,像一个不悟社会的人天真地谈论文学。譬如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写得太差,就在文章中说:郭沫若可以是一个革命家、诗人,但就不能是一个小说家。话说得非常坦率。


  汪:我觉得沈先生有时写文章考虑问题是太简单。记得在抗战时,我们都在昆明,他给余冠英编的刊物《国闻》写过一篇文章《鲁迅与周作人》。他说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鲁迅看世界隔。当时周作人已经是汉奸了,他还像过去一样谈他印象中的周作人,当然不合时宜,难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评他。


  李:这大概也显出他的一股迂劲。你比较喜欢他的哪些作品?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者。

  汪:我还觉得,在创作上他描写边民,但却较早地带有现代意识,那些北京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人欣赏他,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的有些小说带有性描写的痕迹,而当时西方文化正强调回到人本身。他对施蛰存说,他很懂弗洛伊德。他的《八骏图》,完全是用性压抑来解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看虹摘星录》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的这些特点,老人认为违反传统,而左翼作家则认为违反文艺的政治原则。


  李:沈从文对文体好像特别有兴致,而且各种文体的尝试都很成功。譬如作家论,短篇小说的各类结构,写得与众不同。他对佛经故事也作改写,我认为这类作品不太成功,不能体现他的文学风格。


  汪:那是他的拟作,受《十日谈》的影响。当时他主要给张兆和先生的弟弟编故事,就拿此作内容,属于试验。但从文体角度来看,他把佛经翻译注进了现代语言,应该说有所创新。这些小说,语言半文半白,表现出他的语言观,我看还是值得重视的试验文体。


  李:说到试验文体,你是否认为他有的作品可以看做纯粹形式上的尝试?

  汪:偶尔有这种情况。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他曾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创作一部分作品。另外,他有时还有意识地模仿一些名著,我想他是在揣摩各种体验。他的《月下小景》中有些民歌,我不大相信是苗民歌,完全像《圣经》里的雅歌,像《鲁拜集》中的作品。他也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他说受过狄更斯的影响,我看不出这一点,我倒觉得他有些叙事方式有点像梅里美。他受到契柯夫的影响。《烟斗》,他说这才是学契何夫。《顾问官》也很像契诃夫的风格,但比契诃夫写得调侃意味更浓一些。


  李:1984年,有一次我同沈先生谈到他和外国作家的关系。我问他主要读了哪些翻译作品,他说他读过鲁迅兄弟俩翻译的日本小说,对他有些帮助。他告诉我他读得最多的、最喜欢的是契诃夫、莫泊桑的作品,还有李青崖等翻译的都德的作品,他承认这些人对他都有影响。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汪: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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