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古董商的“成分”

　　说到古董商的“成分”，无疑应该是“商人”。但北京（乃至全国），过去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内一直在做古董生意的人，恐怕少之又少。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别的“成分”转过来的。

　　首先是知识分子。这批人普遍年龄偏小，三四十岁者居多。他们多受“家学”或专业影响，先由“前辈”领着玩，由玩到酷爱，由爱而看到商机，而尝到甜头，于是放弃工作，铤而下海。这些人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有较好的悟性和商业头脑，有老一辈古董商所不具备的现代“感觉”，应该是未来这一行的中坚。我认识一位名牌大学学数学的青年古董商，专营字画。据他说，对名人款识他曾像背外语单词一样刻苦背记，然后依脑中的印象寻找实物鉴证。他对草书的识别能力，甚至比一些书法家还过硬，据说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所以年仅30多岁，就已敢下大本钱购进别人“含糊”的名画，不为同行前辈们的质疑所动。当然说到年龄也有例外，我认识一位曾驻外多年的气质儒雅的军人，退休后开了一间古董店，他有外语优势，经常有老外光顾。更有意思的是，最近他夫人也开了一间。问及原因，他笑称：“堤内损失堤外补嘛。”这种人入古董商之列，纯粹是一种爱好，并不指着做买卖养家糊口。

　　再就是干部。这些人年龄较大，不少已经接近或到了退休年龄，多为近年来机构精简、企业改制后按政策“内退”或提前退休的管理人员。其中还包括中小学教师、演员等。这些人普遍都是老玩家。从年轻时就把业余时间用在淘换老货上，先是收藏，东西买多了，开始汰粗留精，逐渐结识“上下家”，有着丰富的“人脉”，在退下来之前，他们其实早就成了业余古董商。有一位曾是某国有大企业后勤部门的科长，他从十几岁就逛委托商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好东西太多了。他曾见东单委托行一只红木大柜只要40元，但那时40元是青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普通老百姓房子又小，所以看着眼热就是买不了。他曾蹬着三轮车，把从西四委托行8元钱买的条案，运到西单委托行10元钱卖掉。

　　第三种人，是一些工厂、商店等单位下岗或辞职的职工。我遇到一位曾在委托商行当收货员的老人，讲起当年，一只“五百件”康熙大瓶，收价2元，但本店不准出售，要上交到文物商店。还有一些五行八作的基层人员，如修鞋的、照相的、炊事员等，这群人身世背景复杂，数量很大。他们大都没上过多少学，本钱很小，很多是从摆地摊干起，有的以前只是手拿一两样东西，在市场游走叫卖。一位现在很有成就的古董商，上世纪80年代就在河北农村提着篮子收木托，回来摆摊卖。这其中也有不少人从前混迹于北京的“鬼市”，或在北京的胡同里“喝街”，以博取小利。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因爱好，肯钻研，能吃苦，没架子，经多年磨练，有不少成了名气不小的古董商。

　　值得注意的还有第四种，即外地农民。改革开放后，外地农民大量拥入北京，其中有一支收废品的大军，很快，从中脱颖出一批头脑清晰、专收“老货”的“破烂王”。这些人利用当时北京人收藏意识的薄弱和连年的大规模拆迁，以废品价收入被弃于房角橱下的“破瓶烂罐”，然后把它们转手卖给起步最早的京城古董商。他们经历了一个从混沌到清醒的过程，这期间他们卖“露”的东西（值高价，因不懂而仅获微利）不计其数。悟性好的农民，从懊悔中学到了鉴定有价值“破烂”的本领，不再懵懵懂懂、“仨瓜俩枣”地卖东西了，于是就出现了最早的农民古董商。10年前，海淀区的前后八家、树村，朝阳区的龙王堂，机场路的芳草地，清河的安宁庄，小汤山的阿苏卫等地就聚集着一批这种农民古董商。走进他们租用当地农民的破屋，可以看到杂陈的家具和家具上零乱摆放的瓷器杂项等，都是积年污垢，不擦不拭，凭你挑选，开价本分，给买家留够充足的获利空间。前些年，我曾陪一位朋友在这种地方花3000元买了一只嘉靖小罐，转手即卖了10000元。他们把从下面收来的货囤积起来，主要是木器，批量卖给上一层的古董商。如今这批人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吕家营和高碑店等正式古董市场，堂而皇之地开店，做老板，而且有不少已经发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