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家具有个特点:轻巧别致,这与京作广作相异其趣。苏州的木材来源,怎么比也比不过北京皇家的富足,当然也比不过广州的进口便利。所以苏作匠人都是巧妇,对于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份上。有些苏作的古家具,不少也有用本地产的榉木、柞木、檀木做镶料的。可谓用心良苦实出无奈。
大件割下来的废料,就做小件。所谓小件,就是苏州的双面绣的外框座身、红木的筷子、人物雕像、笔筒乃至于小的什锦盒等等。而小件下来的废料,基本只能引煤炉正好。材尽其用,“用好、用活,算尽用绝”,精打细算到令人侧目的地步。京广的匠人材多气粗,当然不理解苏作匠人夹缝里用料的苦衷。
另一方面,江南的小桥流水等人文风光,造就了清雅、委婉的艺术风骨,也必然反映在家具审美和制作风格上。因此,苏作家具,由于木材资源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其造型上轻巧、俊秀的特征。比如,同是太师椅,广作则体大、雄伟,京作则凝重、沉穆,而苏作则偏于轻简、素雅。但苏作匠人在巧用优质木材的同时,注重的仍是家具的造型和实用功能之间的审视合度,即使是“乌木镶大理石”此类结构严谨沉穆的椅子,在“以古制古”时,也加以改进,在比例形制上,“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诸如此类的制作例子,在经过数代人的改进和完善之后,不但符合人体美学,还有文化审美上的脱俗和典雅。
读柏杨《中国人史纲》,知道中华民族几经战乱,各民族相互交融和同化,中国人从席地坐到垂足坐,起居习俗几多演变,家具形态也随之演变。明代苏作家具,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里程碑,它既有守制又有开拓。这要感谢那批文士群,在吟诗作画游山玩水之余,也参与到家具的制作中来。他们虽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他们拿个木锉或推刨,比划一两个小时,手上一二十个水泡是免不了的,但他们懂审美。
艺术有了审美的支持,就会朝着经典的方向昂首阔步。文震亨《长物志》说:若制榻,即使是“花楠、紫檀、乌木、花梨”等高级用材,皆不能全“照旧式制成”,若仿元制而“上无屏者”,虽“其制亦古”,但“却不适用”。由此可知,江南文士的造物匠心是极其精到而科学的,在美好的自然物质材料面前,首先坚持服从于功能的准则,毕竟器物是为人服务的吗,这恰好是人类对于自然物质最重要的态度。
[ 网站编辑:李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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