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人都视王世襄为“玩”家。王世襄1914年生于一个官宦世家,高祖官至工部尚书;父亲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闲时尤喜古玩;母亲金章亦出名门。父母从小就为他特聘老师教授古汉语、经、史和诗词。从小学起王世襄被送到美国人创办的美侨小学去读书,直到高中,他因此学得一口 流利的英语。1941年,王世襄获得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曾先后到中国营造社和故宫博物院工作。
对自己的收藏,王世襄自我评论说:“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因经济所迫,对这些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十元的价钱,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
“人弃我取”的确是王世襄的收藏之道,但说“微不足道”,那就是先生的自谦了。他对明清家具的收藏与保护,功莫大焉。
还是在1957年6月,王世襄就撰写《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其主旨是对家具文化的保护。文章说:注意新家具,就不能不重视古代家具,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去保护它,收集它,研究它,而是大量地被卖到外国去,或大量地被摧残毁坏。他呼吁:“抢救古代家具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要大声疾呼,使大家都重视这个问题,并与当前不合理现象作斗争!”
然而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却为他带上了右派的帽子,王世襄沉默了但他却更加用实际行动以收藏来保护古代家具了。他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工夫,寻找古家具。一次,他在地安门古玩铺看到一具铁力木五足大香几,独木面,特别厚重,颇为稀有,几次想购而未得,这次又被他碰上了,而且价钱不高,他就买了下来。他将它搬上三轮车,两手把着牙子,两脚垫在托泥下面,运回家中。一时欢喜无状,脚面被托泥硌出两道沟都没有感痛,足见其痴情专注了。
黄苗子在《烟云小记》中对王世襄有这样一段描述:“那时世襄荃猷伉俪的俪松居在北屋,老家人还在,琴书椅案,收拾得清洁幽雅,只有主人不修边幅,大布之衣有时束一条蓝腰带,怀里唧唧有声,乃是大褂里秋虫呜唱,那时还没有暖气这玩艺儿,冬天架烟囱,生蜂窝煤炉子,这在世襄是不在话下的。王世襄有一部老脚踏车,后座加一块木板,老先生能够一天来回四五次,把心爱的明式家具、紫檀交椅、唐雕菩萨座像这些稀世文物,沉重地、小心翼翼地捆在车后,自己骑着送到照相馆拍照,使旁观者感到险象环生。”黄苗子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送给王世襄,诗云:“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未途穷;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早用功。”
这就是收藏家王世襄。
“王世襄专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到鼓舞。”此语出自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之口,这可算是对王世襄一生收藏与研究贡献的精辟概括。
2003年,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该奖每年设荣誉十名,最高荣誉奖一名,王世襄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同样是在这一年,与王世襄患难与共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王世襄难以忘怀60年来妻子袁荃猷对他收藏与研究的莫大支持。他说:“尽管妻子不幸刚刚过世,但她已经知道我将荣获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她十分赞成我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元)捐给希望工程,并建立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
[ 网站编辑:李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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