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席地起居到垂足而坐

与中国建筑的较早定型有所不同，中国家具的定型是比较晚出的，期间经历了低矮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先后两个阶段。唐代以前不管是在宫廷还是民间都是席地起居，日常生活中如会客、宴饮、读书写字等都采取跪姿，最常用的家具除铺地的席子之外就是床榻与几案了。“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通系文》）从中可以知道，当时床与榻的区别只是尺寸大小的不同。“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释床帐》）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榻是一种低矮型的家具。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床还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用于睡眠的家具，除了睡觉以外，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多也是在床或榻上进行的，这与今天北方仍在使用的炕很相象。除床榻之外，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就是几案了，几高度一般在10——20厘米之间，可放置食具、文具等适合人们“隐几而坐”，为了方便搬移，几案的用料与制作都较为轻巧。说到当时普遍使用的跪姿又叫做“跽坐”，要求双膝着地，用足尖抵地，以脚后跟支撑殿部和全身重量，上身则要保持挺直。除“跽坐”外还有盘腿坐。“跽坐”是较为正式的坐姿，在重要的场合都应采用“跽坐”，《礼记·曲礼》规定：“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坐，乃坐。”看来当时“跪”与“坐”还是略有差异的，双膝着地时为“跪”，在这个阶段身体还可以前后左右挪动，臀部和全身重量落坐于脚后跟时为“坐”，这时候身体就不再移动了。盘坐可能会比较随意一些。在席上当然不能穿鞋子，“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礼记·曲礼》）在矮型家具时期，“席”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汉语中就有“占有一席之地”、“主席”等词汇。席地起居的生活情景在今天的日本和朝鲜还能看到。

唐代是低矮型家具与高型家具混用的时期，高型家具逐渐替代低矮型家具，从皇宫贵族向民间普及。有一点是很奇怪的，定居中原的华夏民族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宫廷建筑——殿，秦始皇时期宫殿群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宏大壮观的规模，但是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发育出与发达的建筑相适应的高型家具，先人们仅仅满足于在席间“坐（跪）而论道”。

学术界一般认为高型家具是由西域的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的，这一点有些不太近乎常理。通常说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使用的家具应该也是最为简单并不讲究的，就是在今天新疆、内蒙等地的牧区，我们看到牧民仍延续着席地而坐的传统，毡房和蒙古包里也没有什么家具，稍富裕一些的家庭也只是多了几样厢柜几案等简单的低矮型家具。2000年，笔者曾去过新疆伊犁的库尔德宁草场采风，借宿在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在我们入住的毡房里并没有看见一件可以称为家具的摆设。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取出一块花布铺在地上，食物就摆放在这块花布上，我们盘腿坐在地上进食。当地人解释说，这块布就相当于桌面，是不能用脚去踩的。晚上也是直接睡在地上，只是为我们多铺了一些垫被。此外，从实地和文献中也没有能够在西北地区或是游牧的少数民族中看到独立完整的高型家具体系，所以一定要说中原的高型家具完全是从西域传入的似乎有些勉强，比较可以接受的情形应该是，西域的某种家具在中原高型家具发展的起启点上发挥了导火索的作用。笔者以为，中国的高型家具完全是在中原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它的地域和文化特征表达了强烈的汉文化特色和原创性。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家具的外延所及是相当宽广的，发展的初期受到过草原文化的影响，在中原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体系，家具所用的材料又大多来自南亚热带地区。

中原的高型家具或许是从“胡床”的传入开始发展起来的。《事物纪原》说：“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有两条在时间和空间上平行的线路，一条是伴随佛教由西向东传入，另一条是随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的铁骑从草原进入中原腹地（史称五胡乱华），时间是在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

首先要说明的是“胡床”并不是卧具，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床。《资治通鉴》说其：“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这样看来所谓“胡床”就是一张以绳条为面、携带方便、可以折叠的凳子（类似北方的马扎），这到是比较符合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

到了宋代，高足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盒架、镜台等高型家具已普及到了民间，日常生活也由席地起居逐步改为垂足而坐。这种改变大概是先从室内开始的，有一个时期室内为高型家具，起居为垂足而坐，而在室外仍延用席地而坐的习俗。

标志着中国传统家具走向成熟的重要变革也在这时出现了，这就是家具结构与建筑结构的趋同，以梁柱式的框架结构替代了原先的箱形壶门结构。这一重大改变为中国家具在明代达到家具制作工艺的巅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