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解不开的文化情结---文房用具

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文房用具是书房中所用的物品的总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清，常被古人冠以“宝”的爱称。据记载，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文房”一词专指国家典藏文翰的地方。之后，随着隋代科举制度的兴盛、唐代经济繁荣与文化的发展，文人倾情于诗、书、画的情趣与笔、墨、纸、砚密不可分，“文房器物”在品味、地位上大为提高。宋代文房用具门类丰富，用途广泛，制作材料异常讲究。南宋赵希鹄作《洞天清禄集》一书，对“文房用具”的范畴已远超笔、墨、纸、砚的范畴，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文房用器列入其中，使其在传承中变得愈加精致和完善，既有实用价值，更是融会书法、绘画、雕刻、装饰于一体，作为艺术品而收藏，开创了文房艺术的先河。

至明代，文房器物进入了繁荣期。先是明代文人对文房用具的普及和拓展，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反映出世人对文房之器的喜爱和追尚，已成为当时文化时尚的象征。其次是明皇室对文房用器的青睐，使文房用具艺术品的地位得以提高。明代宫廷保留至今的明代玉荷叶式洗、竹雕白菜笔筒、犀角雕松鹿笔架、黄花梨百宝嵌文具盒、沉香木雕松竹梅笔筒玉螭纹笔、明嘉靖江正玄御墨等文房之器多为名师所作的皇家御用文具，用料考究、工艺精美，代表了我国数千年来文房用具的发展水平和能工巧匠们的创造智慧与艺术才能，是文房用具中的瑰宝。尤其是那方“乐女墨”，乐女背倚太湖石，抱阮作弹拨状。通体作漆衣，型古雅浑朴，既是明墨中的精品，又是案头观赏之物。据记载，此墨是明万历年间，织造内臣孙隆为取悦于皇帝制作的墨品贡入宫中：“织造内臣孙隆‘清谨堂墨’款式精巧，剂料极一时之选，曾进上方，神宗爱重之。”明代善绍书《韵石斋笔谈》载：明代徽墨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争相制墨自娱。明代的文房用具品不仅制作精良，种类更是繁多，除书写的笔、墨、纸、砚、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丞、水注外，还有香炉、书灯、袖炉、手炉、香筒、如意、数珠、扇坠、镜、灵壁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书房陈设和文玩。

到了清代，文房用具再次因清皇室的推崇、皇帝的喜爱而空前繁荣。清皇室入关前是一个金戈铁马、十分剽悍的民族，入关后，统治者对先进的汉文化都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提倡尊重孔孟，以掌握、运用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他们在临朝当政之余，读汉文经史、诗赋，临书习画。他们认为，“古者六艺之事，皆所以涵养性情，而为道德之助也”。因此清前、中期的皇帝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顺治帝曾画《牧牛图》赐与国史院的大学土；康熙帝“自幼习书，豪素在侧，寒暑靡间”，他练得一手好书法，其作品对清代文化艺术的繁荣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乾隆帝不仅书法、绘画堪称双全，而且更喜赋诗，一生写诗4万8千余首，从数量上看堪称我国历史上最多产的一位诗人。清代皇帝有如此文化造诣，作为日用必备之物的文房用品，与皇帝的日常生活朝夕相关，对文房用具的喜爱更超前代。故宫珍藏的“嵌金银螺钿漆笔”、“御制松花石灵芝砚”、“兰亭雅集图竹香筒” 、“马上封侯竹臂格”、“白玉荷叶笔洗”、“粉彩荷叶洗”、“剔红毛笔匣”、“胡开文制大富贵亦寿考五色墨”、“文竹文具套架”等，都是当时的精品。清历代皇帝喜爱把玩文房用具，笔筒是为其中之首：“雕竹刘海戏金蟾笔筒”、“黄杨木雕竹林七贤笔筒”、“洒蓝地五彩人物笔筒”、“墨色五彩竹瓷笔筒”、“紫檀百宝嵌花卉笔筒”、“象牙雕梅花笔筒”、 “青玉雕人物笔筒”等多出自当时名画师的手笔，形成清逸典雅、雍容华贵的宫廷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