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家具：江南园林文化与文人气质映射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家具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的勤劳与智慧，蕴涵了儒释道等哲学、宗教思想及山水诗、画等传统艺术，尤其是明式家具被世人称为家具中的东方瑰宝，由于强烈的地域特征，被后人称为“苏作家具”。江南的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成就的一个代表；江南的小巷是文人雅士舒展情韵激发灵感的地方；江南的家具是园林文化与文人气质的一种映射。

桌子与画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色

追溯苏作家具的渊源和历史，不难发现，其观点也存在争议，至于源起苏州还是松江又或是其它的地域，仍尚未有定论，目前多认为是以苏州、常熟、松江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所制作的红木家具。从明初至嘉靖、万历期间，家具生产经过了滞缓至恢复的过程。嘉靖以后到清康熙年间，商品生产迅猛发展，人们大肆兴建民居、园林等，并逐渐形成建筑群，厅堂轩馆、亭台楼阁，假山池塘，交相辉映。尤其是江南的建筑和园林，充分展示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魅力。

如果将其与家具对比，建筑与园林的融合，归根结底都只是表；而家具才是里，它是充实建筑的具体内容，促成建筑功能的具体条件。如根据建筑物的特点和功能，出现了厅堂家具、卧房家具、亭台家具和书斋家具等成套家具的概念。到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家具已发展到顶峰时期，家具虽然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地域区分，但已经有了鲜明的流派特点。

在濮安国先生的《试论“明式”和“苏式”家具》一文中，曾第一次论述了苏作家具与明式家具的特殊关系，并提出了“苏作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这一观点。其在他的《明清苏式家具》一书中也有所体现；另外在《家具史》一书中也有：“‘苏作’家具最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明式家具特点”的记述。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家具实物中都不难发现，江南地区是孕育产生明式家具的故乡和发源地，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不仅有风景秀丽和巧夺天工的园林建筑景观，且一些园林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明清两代的家具遗物。此外，重文也是江南的传统之一，江南贡院、书院都是江南文化的象征，是“江南自古出才子”的真实写照。

其人文因素和文化环境，使江南文人对于家具有种特殊的喜爱，有的甚至参与到设计和制作中。文人学士、诗人、画家等的艺术主张和艺术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苏式家具的艺术风格。他们更崇尚“有度”、“有式”、“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的原则和意趣。从文人书斋中的书桌、画桌、文椅、玫瑰椅以及居室中的各类家具作品中，都散发出苏作的文化气息和时代内涵，更体现了江南文人的造物理念和物化精神。不少诗人画家，还直接在喜爱的家具上题刻铭文，表达自己的感情。

苏作家具除受文学艺术和大批私家园林的兴造等的影响外，其江南一带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密集的手工艺，也是影响苏作家具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从形制、式样、尺度，到陈设布置等，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苏作家具造型简练、以线为主。严格的比例关系是苏作家具造型的基础。其局部与局部的比例、装饰与整体形态的比例，都极为匀称而协调。如椅子、桌子等家具，其上部与下部，腿子、枨子、靠背、搭脑之间，他们的高低、长短、粗细、宽窄，都令人感到无可挑剔地匀称、协调。并且与功能要求极相符合，没有多余的累赘，整体感觉就是线的组合。其各个部件的线条，均呈挺拔秀丽之势。刚柔相济，线条挺而不僵、柔而不弱，表现出简练、质朴、典雅、大方之美。

苏作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王世襄先生曾用总结的“十六品”来形容明式家具，即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琦、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因此人们不难从苏作家具珍品、藏品中感受到它的“简、厚、精、雅”。苏作家具根据整体要求，恰如其分地进行局部装饰。如在椅子背板，作小面积的透雕或镶嵌，在桌案的局部，施以矮老或卡子花等。虽然已经施以装饰，但是整体看，仍不失朴素与清秀的本色。

同时施以不同材料的点缀更让苏作家具锦上添花。如石板、棕、藤、线绳、竹片、竹叶玛瑙石等的应用，在家具的台、几、桌面、榻上或镶嵌在屏风上，起到人工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同时又赋予它特殊的功能。如木材和藤皮材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使椅面呈现各种图案，还可以因不同季节，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冬天只要在加了软垫的藤椅上休息，既温暖又舒适。

大量进口硬木木料如紫檀、黄花梨等都得到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中色泽淡雅、花纹美丽的黄花梨曾成为制作高档家具的首选材料。而铁力木、榉木、核桃木等大量柴木在当时也得到广泛使用，只是能够流传至今的却微乎其微。另外，黄杨木和瘿木等装饰和雕刻的完美结合，让这一时期的家具，洗练中显出精致，搭配上合页、把手等铜饰件，在色彩上就更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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