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失的记忆：紫藤小院和小马扎

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对这座城市，记忆模糊的多，清晰的少。模糊的，是指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只能在记忆当中想起来的片段。清晰的则不用去想，从过去到现在，景致如昨，比如天安门广场，四十年来也只多了一座纪念堂，仍空空如也然然如也。

尽管如此，现实中已经消失但记忆清晰的还是有一些。从小到大，搬家若干次，从西城到东城到石景山到朝阳到大兴，不少，确实弄了一些住所，也有了一种处处为家的感觉。可是搬家的感受，却不大相同。细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则是上小学前，也并不是那种大的迁移，仅仅是在同一条胡同里换了一所院子，还是暂住。那一年我5岁。这个年龄，还属于童蒙未开，于人，于物，都很新鲜。

记忆最清楚的一幕，就是那天早晨抱着睡觉的小枕头，一蹦一跳地进了那所院子。里面的排场和气魄让我蓦地一惊。一拉溜五间北房，前廊后厦，金柱粗大，两个我这样的小孩子才能搂过来。继而一喜，东边那幢两层小楼前，一架紫藤，密实得如同一堵墙。再至于院子里的其他景致，则让我有更多的讶异。东跨院里，码放了小山一样高的蛐蛐罐儿。院子当中，还有十几棵桃树。这个院子的主人姓金，据说跟满清皇帝溥仪是亲戚。不过，我们搬家的那天他没在家，只见到了一个肤色白皙，面容姣好，烫着头发的女人，据说是他的夫人。

夏天，很热，我们平时除了睡觉外，吃喝全都在当院里。金家女人则不怎么出门，只是在我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搬把椅子出来坐一会儿。彼此熟悉了，就开始串门子。她跟我母亲很说的来，每天我母亲回家，就过来坐一坐，说一会子话。我父亲一回家，就马上起身。对我们这几个半大的孩子，金家女人很和蔼。白天，我们总喜欢把外面的孩子招进来，在里面疯跑。要不就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挖陷阱，等着别的孩子掉进去。金家女人呢？就搬把椅子出来，坐在阳光下，看着我们笑。我一个人在家，闲得无聊，金家女人就带着我去东跨院儿挑蛐蛐罐儿。那些蛐蛐罐儿很有意思，灰不啦唧的，还雕着花儿。有一天还送我一个罩子，铜丝网铜把手，亮晶晶的，很精致，我曾经用它扣蚂蚱。

她从来不让我进她的房间，甚至连我的父母，也不允许我到她家去。这是我一直不解的。好在，我年龄小，对此并不以为意。第一次进去，还是在我们家刚搬过来两个月后，在紫藤架子上荡秋千，不小心，摔下来，磕破了嘴唇。她在房间里见了，举着紫药水的瓶子跑出来，给我上药。然后，就把我领进了她的屋子里。

她的房间很特别，八月的天，那么热，里面却凉津津，似乎有风。他们家的房间很大，中间有花格隔扇，还有雕刻满了花草的门洞。我不喜欢那些家具，黑乎乎的，虽然上面刻着动物的图案。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除了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外，还有一张黑乎乎的大案子，我特别想上去睡觉。间壁还有几只大柜子，也是黑乎乎的。她问我，喜欢吗？我摇头。她从屋角拎起一个小马扎子，深红色的，有铜件固定的那种，说是送给我，让我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用。我很开心，抱在怀里，像是拿到了什么宝贝。

晚上我父母回家，为了这个事儿，揍了我一顿，让我给人家送回去。为什么要记录这个？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礼物，也是我记忆中母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我们家的家规，不允许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礼物。金家女人则说我母亲小题大做，说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我母亲很坚决，说那也不行。从那以后，金家女人对我们忽然就冷了许多。再以后，差不多到了冬天，我们家的房子翻修好了，就搬离了那里。那套有大瓦房、有两层小楼，还有一架紫藤的小院，从此离开我的生活。

如今，这件事过去了已经四十余年，一个天干地支也已走完了三分之二，那个紫藤小院早变得面目皆非。但是那个小马扎子，却总在眼前晃来晃去。2008年，我母亲辞世前的几个月，我们聊天，聊起那段时光和经历，我母亲说，其实，人拥有的只是一把指甲，松开，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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