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红木：江南儒匠赞

得天独厚的江南芳草地，背倚东流长江，怀抱浩淼太湖，不仅物产富庶，而且人文荟萃。历代诗人画家辈出于此，能工巧匠云集于此，不知为华夏文明增添了多少文化艺术的瑰宝！长盛不衰的红木家具工艺便是其中的强项，永恒的魅力常常引得我们俯身一桌一椅，细细寻味江南文化的本真。

明代后期形成于繁华江南的红木家具，可以视为在野士庶冲击传统漆木家具专制限止而另辟艺术蹊径的突破，创新主力便是明代的文人和匠师，尤其是集文心、巧手于一体的儒匠们。

图1 红木南官帽椅

当年的吴中文人与班门匠师率先携手开发太仓近海码头出现的多种南洋硬木材，打造出工艺精良、意蕴清高的本色新家具。这些曾被晚明雅士文震享誉为文木雅器、而后又以“红木家具”统称之的新家具，很快流行于苏州、松江等江南繁华的大邑，并且成为天下四方追慕的时尚。那些流向京畿得到宫廷宠幸光大者，近世名之为“明式”；留在故园融入江南诗意生活者，则一向被直呼为“苏作”。比较起来，我倒更爱“苏作”的叫法，只缘它没有固化进历史某一时段的程式，只缘它紧随生活，跳动着延展江南文脉的心率。

毋庸置疑，江南红木家具的风雅，离不开明代松江书画大家董其昌以其“南宗论”、“笔墨论”倡导文人美学理念的压倒性影响。所谓“苏作”的精神，全在体现江南文脉的“书卷气”三字。回溯此类新材新工艺家具臻于“书卷气”佳境的历程，促进之功自当首推明季营造私家园林的江南旷士们，正是在他们崇尚清雅、寄情山水、适志恬谈的“市隐”哲学启示下，匠师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断打造出多种多样天工与人巧合一、简练与含蓄相济的红木艺术品杰作，终成江南园林隽永意境中不可缺失的点晴。

图2 红木高足花几

明清江南扶手椅，没有比南官帽椅更隽秀。中锋勾勒，方中带圆，形制之柔润流畅迥然有别于北方四出头官帽椅的阳刚气。此椅瘿木背板的金色和藤编坐面的黄色，更为典雅的款式增添了亮丽

红木家具的“书卷气”无需依赖繁缛的雕琢。相反，简练不失精致，含蓄更显风雅，此清代“苏作”高足花几是件深合文心的范例。最教人赞赏不已的是其顶端牙板中间下垂的纹饰，虽是寥寥几笔的点缀，却蕴含着周鼎夔纹、汉玉云纹、民俗福纹等丰富的意象，可视为合乎文人审美的逸品（图2）。

不过，面对传世红木家具星汉灿烂般众多的经典，我们更加不可小觑当年江南儒匠为之的付出，这种付出除了他们辛劳的汗水，还有他们独运的匠心。匠心就是千方百计实现文心的睿智，倘使没有他们匠心的巧施，最好的文人美学也只能停留书卷上，变不了气韵生动的雅器。

事实上，文人和百工都是创造民族文化的精英，而积累几千年大小木作经验的鲁班之门，从来就是华夏传统心智技巧的象征。尤其是在明代的江南，众多注重文化修练的班门高手交友儒林雅士，策划园林精舍，早已不乏文人化先例。最为著名的嬗变者，应数明代永乐年间参加北京宫城建筑设计的蒯祥。此公本是江南吴县的木工，后来却官至朝廷工部左侍郎，可谓班门高手转型文人而又晋升高干的典范。作为明代儒匠之中的巨匠，蒯祥的文化贡献又何止区区雅器上的“书卷气”？

亦匠亦儒的明代嘉定竹刻大师朱松邻也值得一提。朱松邻工书法，精绘画，故刻竹善以笔法用刀，深镂多层，非常工所及。文人宝之，几于法物，以至“得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邻云”。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他所刻西园雅集笔筒后，御笔题诗其上云：“高技必应托高士，传形莫若善传神。”这件松鹤笔筒是朱松邻的代表作（图3）。

明代朱松邻作松鹤笔筒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段“儒匠”名号创作者弄斧吟诗的趣事，以证当年的班门高手连带自身都已饶有“书卷气”。据明末吴县文人冯梦龙的《古今谈概?酬嘲部第二十四》“儒匠”条记载：“有木匠颇知通文，自称儒匠。尝督工于道院，一道士戏曰：‘匠称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遂应曰：‘人号道人，饿鬼道？畜生道？’”虽然只是一个儒道相嘲的短笑话，但是儒匠敏捷反击的对句如此犀利有文采，足以赢到一长串掌声。

可是，若依我的看法来判断，这位明代儒匠的最大风采不在他那不饶人的对句上，而在他那首创“儒匠”名号的点子上。“儒”，不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继承？“匠”，不也寓含着工艺技能的进步？思量起来，“儒匠”真是一个概括传承与创新理念的美称，完全可以当做最高褒奖的桂冠。开创江南红木家具文化的古人应该戴，发展江南红木家具文化的今人更须给他戴。我们赞美江南古今所有的儒匠。

关于延续江南文脉的话题，清代乾隆进士出身的江南学者、诗人赵翼给我们留下了字字千斤的叮嘱：“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为了让前人开创的江南红木家具文化拥有无穷的明天，我们期盼更多当代新儒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