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国标：你不要成为扼杀红木产业的千古罪人

前不久，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红木》国标或将修订。近一阶段,有关《红木》国标修订的征求意见会也召开了若干场次。一个标准的修订,如此的声势浩大，可见该标准牵动着太多人的神经。作为标准修订的主导单位,如此的广泛听取意见，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也正是这样的征求意见,才使得各种声音涌现出来,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红木》国标应该尽可能多的吸收一些树种进来,扩大其树种的涵盖范围。

2.《红木》国标应该适当扩充树种范围，但不宜多。

3.《红木》国标应进行一些修订和完善；

4.《红木》国标不应该修订，维持原样不变；

5.《红木》国标应该废止。

上述5种意见，前1、2种意见或为主流。

其实，修订《红木》国标，扩大树种范围，在行业里早已有呼声。随着《红木》国标现涵盖树种中（5属8类33种材料）部分树种的濒临灭绝，这个呼声也愈加强烈。呼吁者从红木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待事物，不能让红木产业“后继无材”，否则，产业大军将因无材而导致生存艰难。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仅仅从这个善良的愿望出发是不够的，在这善良的背后，伴生着极大的隐忧，这隐忧将更为严重地伤害到红木产业，从根本上动摇红木产业的根基。为讲清楚这个问题，下面笔者从七个方面展开说明：

一、《红木》国标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红木》国标2000年出台。改革开放后，民众生活渐趋富裕，对高层次生活水平的追求和政策上的开放，使红木家具产业伴随着兴起和发展，红木家具店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称得上是购销两旺。交易量的增多，使商业纠纷增多，而这种纠纷大多因材质而起，消费者为了维权，找到消协等机构。但因无标准可依，消协无能为力。这就使许多相关纠纷案件不得不诉至法院。同样是面对无标准可依，法院也束手无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据称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当时的国家林业局提出要求，林业局将任务下达给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科院再下达至木材工业研究所，所里下达至木材性质研究室，负责《红木》国标的起草。面对这一任务，当时的相关人员谁都没有意识到它后来的影响力，以至这一任务落到了前室主任、退休后被返聘回来的副研究员杨家驹老先生身上，杨先生便这样成为了《红木》国标的第一起草人。也正因此，杨先生再后来意外地成为了红木行业的风云人物，同时也被意外地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红木》国标出台后，它的作用渐渐地显现出来，其影响力远超任何人的预期。而标准的出台，确实为规范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推动红木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红木》国标的先天不足

《红木》国标出台，在表现了它积极作用一面的同时，它的先天不足也逐渐地显现出来。

1． 树种的局限性

现在国标中所列的33种材料，主要依据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市场上流通的及故宫里藏存的家具的所用材。也就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家里所使用的老家具、工厂里新生产的家具及故宫里所存的家具，探究其都使用的是哪些种材料，以这些为基础。对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材料，做了些挑选，比如有些材料，虽然材质不错，但存量较少（如铁力木），还有一些新树种，也因森林面积分布不大，没有足够的存量成为商品材，没有收录。还有些材料，比如现在俗称的黑紫檀，在南方湿润的环境下非常稳定，但来到干燥的北方就容易开裂，所以也没有收录。总之，确有些不错的材料，但因为某一点的不足，而没有收录进国标中，最后出台时定为现在大家知道的33种材料。这33种材料中，唯有一种新材，就是卢氏黑黄檀，俗称的大叶紫檀。这种材料是九十年代初才进入我国的，杨先生对这种材料并不了解，因此草稿中并没有提到它，是有人推荐，杨先生才了解到，并把它写进了国标中。除此之外，大多都是明清时代的用材，一直延续到当代。我们将其称之为“传统用材”，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这样确定的树种，肯定是有局限性的，首先是在选择的广泛性上，对新树种缺少深入的调研，卢氏黑黄檀就是一例。其次，从当时往前推，我国几十年来都很少有硬木材料进口，对这些材料了解的并不多，而其实，世界上有大把的适用于制作传统家具的好材料，只是我们缺少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