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明,大梦归来的“悠然”者
在遥远的唐朝,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曾经有一批人南迁到粤赣闽,经过千年的演化成了如今的客家人,他们是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分支族群,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千年后,有一个客家青年越过长江,独自悠然的归来,这个有着汉家血统的怪人,就是北京文化圈里大家熟知的“真人”黄以明。
首都北京是个巨大的名利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一般被称为怪人的多有一个外号“神经病”或“疯子”,而能被称为“真人”的也就是这个平常说话结巴,一谈经论道就炯炯有神、客家话与普通话夹杂着喷薄而出的黄以明了。
黄以明,又名公羊,艺术评论家、诗人、书法家,一般人对他的文字、思想了解的很少,除了薄薄的一本诗集《空间》(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是他主编、畅销的那本《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然后就是那篇引起艺术界地震的《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此外他更多的文字都被这个时代的红尘所遮蔽。
此“真人”非彼“真人”
说黄以明是“真人”,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称呼,与什么宗教都没有瓜葛。之所以叫他“真人”是大家实在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词可以用在他身上,尤其在这样一个崇尚“包装”、造假手段登峰造极的时代,称赞一个人是“真人”应该是莫大的荣耀。
“真人”一词最早出于《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篇》:“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是形容医术高明,养生有方的人。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亦泛称“成仙”之人。显然,黄以明并不是这个古文意义上的“真人”,但他身上所呈现的“真”,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心向往之的“不可企及”。
二十年前认识黄以明的时候,他说他有两大嗜好,一个是爱美女,一个是爱洗澡。二十年后的黄以明说他依然有两大嗜好,一个是爱喝茶,一个是爱书法。不管是爱美女、爱洗澡,还是爱喝茶、爱书法,都不稀奇,关键是黄以明之所以要那样说的背景和环境。二十年前诗坛的大腕多是以诗人的名义去骗吃骗喝,拉女孩子上床,一边满嘴仁义道德,一边暗行男盗女娼。而真正能正大光明的说爱美女、爱洗澡的,又说的那样自然、优雅的,在我所见过的诗人中间只有黄以明这样直截了当。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都在谈钱、谈豪宅、谈私家车津津有味,而黄以明则淡淡的说他只爱茶和书法,等你回味过来已经“绕梁三日”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确实很奇怪,大家都热衷于做“偶像”或“粉丝”,就是不愿意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也许这是曾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滥觞的后遗症,没有人看重真实的事实,只愿意披上时尚、拉风的皇帝的新装,去迷信科学装扮的“迷信”,真实的生活和真理的探索反而被遗忘在盛典的角落。
爱“生活”胜于爱一切
黄以明的周末茶室总是高朋满座,作家、艺术家、企业家你来我往,喜乐淘淘。黄以明说“艺术是修行”。不管爱什么黄以明都是真爱,此时此地他不会去刻意的“装逼”,不管是休闲,还是盛装,不管是清贫,还是奢侈。
黄以明爱茶,爱好茶,爱分享,也有爱到不好意思的时候。黄以明不是富人,但是富茶。为了茶,他不惜四处挖空心思的打电话找朋友“乞茶”“告急”,为了茶他似乎什么都舍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分享一泡少见的茶,当时沏了一杯他喝了后甚是满意,就结结巴巴的问那个朋友剩下的半泡茶能不能让他一会儿拿走。那朋友摇摇头,但还是给了他,于是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聊天,气氛甚是融洽。没想到,后来走的时候他忘了那半泡茶,于是走了一半的时候又打车回去寻找。
还好那半泡茶叶给找回来。后来回去与学生分享那半泡好茶的时候,看学生们也很喜欢,就高兴地说“差点你们就喝不到这么好的茶了,多亏在路上突然想起来了。虽说多花了几十块钱打车,但是看你们高兴觉得确实值。”
黄以明爱书法,他自己写得很满意的书法,一般他是舍不得送人的。但碰上有好茶礼的朋友,他一高兴,就结结巴巴的把一幅下决心自己留的书法送人还礼了,有时候因此弄得身边的人老不高兴。对黄以明来说爱就是爱,他爱生活胜于一切,他说“毁掉生活是容易的,可建立生活却是更为深刻的艺术”。
独尊中锋捍卫书法正宗
黄以明认为,好的艺术是由神来执笔的,艺术家创作靠的是修行不是灵感。黄以明不是任何宗教团体的信徒,他所说的的“神”不是佛,也不是基督,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董仲舒“天人合一”的那个神,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物与美的动态融合。
他说“羲之之魂,蔡邕之魄,书法之正宗,中华民族之尊严。”他喜欢的与现时代最近的一位书法家是傅山,他说“世人不知其神,我今为汝神之,世人不尊其法,我今为汝法之。”他独尊中锋在中国书法的神坛,笔力矫健如中流砥柱,傲然挺立,正气扑面,浩然肃穆,摈弃花拳绣腿的矫揉造作,被坊间誉为“当代狂草第一圣手”。
他说“不考虑种族的印记,就失去了民族的意义”。在世风日化、西风紧吹的当下,一些所谓精英沉醉在不是买办、就是投机的时候,他特立独行,奋然而起,旗帜鲜明,以中国书法的“中锋”为号召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地位,打通21世纪中华民族必将崛起的天命。
他说“如果一部人类的词典已经死去,我们要在当代现实的生存中找回一部活词典。这部词典不会在书本里,不会在实验室里,不会在花园中,更不会在过去或未来的哪一部天书里……而一定在结实而粗糙的地面上。” 所以,一定程度上书法“侧峰”他能宽容,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书法的死墨。
艺术是完美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艺术?黄以明说艺术就是完美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文化?黄以明说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感情习惯。
认识黄以明有二十年了。人生有几个二十年?说起“北漂”的这“二十年”,不由得想起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尤其中国历史上的这“二十年”,看看身边这些“北京人”,那是有多少轰轰烈烈、有多少飞黄腾达啊,而我知道的黄以明仅仅是以文化或艺术的名义在修行,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二十年,黄以明与多少世俗的诱惑擦肩而过?他的诗歌《远方》被青年传诵为经典,他的诗歌笔记《诗不是散文》被慧眼者从浩瀚的20世纪诗歌典籍中发现,他的诗集《空间》被誉为20世纪诗哲的秘密,当然也有人把黄以明的一些论述当无名公产来掠夺,著名剧作家、社会学家黄纪苏称他是在“给当代诗歌守墓或是守寡”。
黄以明说艺术就是回家,回到我们天地乐陶陶的家。某种程度上,也只能称黄以明为“真人”,世俗的书法家、诗人、评论家、思想者等等流行的帽子,戴在他头上都不太合适,甚至让他显得“小丑”。面对那些夸夸其谈的时髦艺术家,他曾棒喝“像喝茶这样的细节,我们不也喝几千年了吗?哪个画家能像那个荷兰人一样,把他们挤了一千年喝了一千年的牛奶那种深藏在种族基因的好心情画出来了?我们要画出来的就应该是这种感情的图腾。”
他说一千年前,苏东坡和黄庭坚、范宽、米芾父子在天人合一这一祖宗的传家宝面临崩溃的时候也未接通天命,但他们找到宋词和山水画,那我们当代的艺术家呢?
时代的诗性与现代精神
从十三岁创作的第一首民歌《搭起茅篷战云端》开始,黄以明写了几十年的诗,但他说他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诗人,最多是一个有诗性的人。在他的《五十自述:我的诗学世界》里,他提到他有近四十年写诗的年龄。
他说他是中国所有诗人中最愚钝、最难开窍的诗人了。民歌练笔五年后即1977年秋天,才第一次被县人民广播站采用。从民歌到自由体新诗又经过了八年的练笔,1984年第一首题为《不用感谢》十九行的新诗才发表在《广州日报》副刊上。从全身心地灯蛾扑火般的投入诗歌创作,花了十二年把吃奶力气都用上才把诗歌从手写变成铅字,说来难以让人置信。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一贯的“较真”。
在诗集《空间》自序中,他说“我是一个不把梅子的核嚼碎了都不知道梅子是什么味道的人”。他把他的诗性写作命名为观念。什么是诗?黄以明说“诗就是天地”。在他那里,诗歌写作的方式就是天命。在他那里,没看见整然性的时候无法写作。所以,他的诗学实际上是一种整然性、诗性的哲学。
他说几乎跟整个时代的诗人兄弟无法对话。后来,他就从古代找。最后发现只有一个陶渊明是这样做的,他就拜陶渊明做祖宗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就叫《论陶渊明诗歌比的变性》。黄以明孜孜追寻一种现代精神,一种适合现代人生活构建的思想和观念。他说,所谓艺术不外是想让人们变得美好一些,为此西方认领了上帝,而我们需要从“花朵”、“果实”的不断存亡中把握自然的精神。为此,在北京很多年他都过着苦行僧的日子,一个完完全全的隐者,他租住的房间除了床和台居室一空,好些年都既不看报也不看电视。
孔夫子,“唯女子与小人”
孔老夫子受《诗经》的影响很深,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黄以明与孔夫子有同感。黄以明经常挂在嘴边的除了陶渊明,还有孔夫子与毛泽东,因为在他看来孔夫子、毛泽东都是最值得研究、学习的人。
黄以明对孔夫子、毛泽东除了崇敬,还有反思,但他首先是从自己开始反思,如孔夫子说的“一日三省吾身”。关于孔夫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黄以明说夫子之所以那样说是夫子在思考女子、小人的问题,限于时代的关系夫子终其一生也没有能从思想上解决女子、小人的问题。
黄以明说在毛泽东的时代,女子的问题基本解决,至少从思想上解决了。1968年毛泽东曾大张旗鼓的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应该说毛泽东替孔夫子解决了一个问题。黄以明说孔夫子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小人”的问题。他说解决了“小人”的问题,中国就能大大的朝前再迈一步。
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之一,他的著作当年跟毛选一样普及。但是有一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因为鲁迅著作版权的问题跟出版社打官司,很多人不理解,于是有人说周海婴是小人、在丢鲁迅的人。在噪杂的社会背景下,黄以明毅然站出来替周海婴说话,在周海婴去世的时候很多评论都是语焉不详,但黄以明大声的发出“悼念鲁迅先生忠实的儿子、中国著作权法的伟大砥砺者——周海婴!”他说,如果说周海婴是小人,我就要做那样的一个小人。黄以明说,“如果孔夫子还活着也会像我一样保护小人,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小人的基本权利有了保障才能称之为和谐、完美。”
昆仑山、南山与喜玛拉雅山
昆仑山是中国的奥林匹亚神山,中国的神话故事都与昆仑山有关系。喜玛拉雅山是中国最高的山,也是世界的屋脊。昆仑山、喜玛拉雅山,黄以明都喜欢,但他最喜欢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
以世俗的眼光看,黄以明的职业生涯与当年的陶渊明一样失败。尽管黄以明本来也可以选择另一条非隐者的路,尽管为了现实与生活,他也曾经很纠结。他那种纠结一般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我从他爱讲傅山的故事能寻出痕迹来。
傅山(1606--1684)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史书记载他“明亡为道士,隐居土室养母……”,“顾炎武极服其志节。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黄以明经常向学生娓娓道来,讲傅山的气节和轶闻,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明志。
也许傅山正是黄以明心中的喜玛拉雅山,是他愿意攀登的现实之山。而陶渊明的“南山”则有可能是黄以明心中的昆仑山,他最向往的生活的圣山,也是他最敬畏的生活、艺术、思想的神殿。
人生如梦,思想者的一生就是砥砺千古的大梦,黄以明的“悠然”顿悟也许正是一个时代的高屋建瓴。“悠然”是他当下一种境界,也是他乐陶陶的“远方”,正如他在《远方》一诗所写的“我们都是远方的儿子/在大地上寻找母亲/母亲让我们终生漂泊/回去,回去,我们要回到远方……”(见黄以明诗集《空间》)
[ 网站编辑:曹喜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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