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名人墨迹现百年历史风云

时代聚焦，豪杰纷纷亮相，庄谐杂出，正反互衬，为后世留下一张张定妆照。过眼百年，旧事已付渔樵，是非可论，难尽情由，给今人设置了很多间聊天室。

孙中山墨迹《天下为公》

在我们的历史想象中，1911年的中国，是一幅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宏阔画卷；1911年，开启了一个群雄并起、壮怀激烈的伟大时代。

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多年之后，人们习惯于用“辛亥革命”称呼这股由武昌起义引爆的推翻清廷、谋建民国的历史大潮。

时代聚焦，豪杰纷纷亮相，庄谐杂出，正反互衬，为后世留下一张张定妆照。过眼百年，旧事已付渔樵，是非可论，难尽情由，给今人设置了很多间聊天室。

英雄与枭雄：辛亥人物脸谱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海外，在报纸上读到起义胜利的消息，慨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此前，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曾精心策划多次起义，结局都很悲壮惨烈。而这次武昌的意外成功，终于在皇城的坚壁上打了一个缺口，老迈的清政府无力挟制的诸多省份纷纷易帜反正，清政府大厦将倾，同盟会与其他一些革命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人士的名字，写入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榜，其中有很多舍生取义之士。

辛亥之前，上海《神州日报》曾刊载清廷缉拿革命党人的赏格：黄兴5000元，胡汉民4000元，汪精卫、田桐、刘揆一、谭人凤各2000元。孙中山更是常常被清廷通缉的要犯。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数十天后，汪精卫在北京获释。这位一年前行刺摄政王载沣的美男子，以被捕后的一首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名动天下。深受孙中山器重的政治新星并没有南下，而是被接进了袁府，并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结为兄弟。在孙、袁这南北两大巨头之间充当联络员。汪精卫不认为他追随的中山先生有打败北洋军、推翻皇权的实力。他看到袁世凯反清的利用价值，却被袁给利用了。这种对局势的认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对于孙中山的同盟会或日后的国民党、以至后来的共产党来说，袁世凯和他的北洋系无疑是窃取革命果实的豪强枭雄。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概括了这个谱系：

“北洋军阀第一人当然是袁世凯。第二级有三个人，就是所谓的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而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冯玉祥只算是第三级。”

袁世凯是辛亥第一枭雄。他拥兵自重，在清朝皇帝和革命党之间左右逢源、翻云覆雨。他一面命令冯国璋率军猛击武汉的革命军，一面又派人至武昌和谈。一面宣称支持君主立宪，一面又暗中表示赞成革命。忽进忽退，从中渔利。古之帝王将相，常附会一些神话色彩，袁世凯也不例外。传说他出生时，他父亲曾梦到一只大蛤蟆。清末民间有“西山十戾”的说法，把满清重要政治人物看做某种动物成的精。西山十戾是：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珅)、驴(海兰察)、猪(年羹尧)、蟒(曾国藩)、猴(张之洞)、狐(西太后)、蛤蟆(袁世凯)。袁世凯颈短、腿短、腰粗、走路外八字，大概因为哮喘，天阴下雨时，爱张口嘘气，被人与蛤蟆联系在一起，可以理解为对枭雄的戏说。

徐世昌与袁世凯早年相识，年长于袁，是布衣之交。袁掌兵权后，徐是重要谋士，袁克定称他“活曹操”，是北洋军阀中的元老和超然派。老于算计，有“水晶狐狸”的雅号。1918年，在段祺瑞、冯国璋争斗不下的时候，曾出任民国大总统。

黎元洪的崛起更富于戏剧性，他本是驻武昌的清军协统，被起义军首领逼着当了都督，剪了辫子，签署了公文。甚至传说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拽出来的，有“床下都督”的诨名。作为武汉义军的领袖，他以北洋派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方势力的代表身份，缔建民国。他是个不新不旧的人物，没有深厚的根基，却以忠厚稳健的面目在政界赢得了一些声誉。最终投在强势的袁世凯门下。

历史常常被简单化，人物常常被脸谱化。英雄与枭雄，红脸与白脸，传奇和笑谈，英名与诨号，在有意无意的历史叙述中流传，成为一段段熟悉的歌词。对于正视生活的人，历史只是一种对话，历史材料是阅读和思考的起点。老话说，鞋有样子，事没样子。历史是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读字——与历史名人的神交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带给史学家话题，带给文学家灵感，也给收藏家带来契机。辛亥百年专题藏品拍卖，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辛亥名人的书法作品是其中的重头戏。

今天，当我们翻检辛亥名人的墨迹，那一件件泛黄甚至破损的尺牍或卷轴，看到的是字、字中的情，还有字后的人、字后的历史。

比起熙熙攘攘的当世名人，百年前叱咤风云的辛亥人物身上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与历史信息。

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于右任等众多名人墨迹虽创作于不同时代，但当这些墨迹以辛亥的名义集体亮相时，却指向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丰富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文化解读。

喜欢看字的人把看说成读，欣赏字帖叫读帖，看字就是读字，这样说体现了对交流与思考的重视。书法欣赏没有一定的程式，顺序浏览也好，总览全篇也好，赏玩局部也好，怎么都行。一边欣赏，一边琢磨，一边比划，与作品平静地对话。比起读文、读诗，读字更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从欣赏笔情墨趣，到探究想象书写者的情绪和心理，读字是与书写者的神交。

对于那些早已熟知的姓名，我们崇拜过他们的功业，铭记过他们的豪言，慨叹过他们的命运，欣赏过他们的影像。印象中，他们是英雄豪杰、才子名士。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面对署着这些大名的墨迹，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普通人，看到的是他们于平凡、日常中的情趣流露。一封家书、一件题词、一幅赠友人的对联，把我们从金戈铁马的时代想象中拉回到常规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以书法见长，很多时候只是在老老实实地写字，楷书多于行草书，这与今天的名人字很不相同。今天不少书家心手不能相应，写字像是在戏耍毛笔。辛亥名人字则不给人这种感觉。这其中有功力的问题，也有文化心理的问题。

有些字是书以人贵，并非没有道理。名人效应，会增加观赏者探究的兴趣，扩大作品的想象空间。不过，在当代，知名度对于艺术市场的左右已经到了可笑的程度，这就另当别论了。

人物 文物 艺术

2010年一件孙中山的行书“乐趣”二字拍出了201.6万元。这是1913年3月孙中山在日本为友人所书，2004年春拍中估价仅为2至3万元，以12.1万元成交。2009年因卖家提供了日文信札证实该作品的流传，价格攀升至50.4万元。2010年匡时拍卖中，这件拍品达到了201.6万元的高价。

孙中山书法作品受到的追捧，体现了历史名人墨迹潜在的价值。这些不可再生的艺术品已经成了文物，兼具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辛亥百年纪念正是在开掘这个宝贵的矿藏。革命家、政治家，军阀、将领、文化名人，他们的书法作品纷纷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政治人物中，孙、袁、黄、黎这民国初期四大巨头的字，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孙中山常年鼓吹革命，留下的题词不少，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据统计，目前所辑得的有接受者姓氏款识的“天下为公”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孙中山的题字大都端庄谨饬，多为楷体，接近唐人面目。

黄兴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文学修养，他的书法、诗词意境很高，早年在两湖书院求学时，他就有一诗《咏鹰》：“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可谓壮志凌云。黄兴的书法属于厚重一路，以颜真卿楷书为底，与受颜真卿影响的苏东坡、刘墉、何绍基等历代大家，面目有相似之处。

袁世凯罕有墨迹传世，清末曾有人说袁的字笔笔皆反，定有反心，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古代书论强调字如其人，字品如人品，人品中最被看重的不是文化情趣，而是政治节操。因此，蔡京、秦桧这样的“奸臣”，他们的字也被瞧不起。赵孟頫、王铎这样的大家，也因有“贰臣”之名，书法遭到连累。从现有的袁世凯的墨迹资料看，所谓“反笔”，并不是什么怪异的现象，而是一种内擫外翻的笔势，近似于唐代褚遂良的笔法。不过是书写时笔锋过于活跃，感觉字里少一些宁静含蓄之趣罢了。

黎元洪遗墨也少见，陕西凤翔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幅黎元洪对联“文章惟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稳健平和，结构讲求法度，字学柳公权，应该在柳的《玄秘塔》和《神策军碑》上下过很大功夫。

过去的读书人都经过严格的书写训练，大致以唐法为宗，有很好的楷书功底，清代把这种符合应试标准的字称为馆阁体。几位民国政治领袖的字都可算作馆阁体。清中期以后，介于隶、楷之间的北朝刻石受到一些文人的推崇，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书风，一些学人借此打破馆阁的积习，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唐楷。今天中国人书法审美观主要还是唐代的标准。虽然当代书法家努力追求风格多样，喜欢标新立异，但他们却没有嘲笑馆阁体的资格，那种功力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汪精卫的书法作品这几年冒出来了很多，其中不少自称来自日本藏家。从资料看来，汪的书法流利娟秀，受明代董其昌的影响多一些。汪精卫也善做诗词，著有《双照楼诗词稿》。“双照楼”出自杜甫名诗《月夜》中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抒发的正是夫妻之情。诗集中很多诗词是写给夫人陈璧君的。对此钱钟书在一首《题某氏集》中有“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的评语。钱的全诗虽对汪的品行语涉讥讽，但可看出对汪诗的清冷之韵还是有点赏识的。诗写得能入钱钟书的法眼，也不容易。

徐世昌，号水竹邨人，文人气更重一些，善书也善画。出任大总统后，自信“深得书法中三昧，每日临池挥洒，分赠局以上官员。”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社”、“直隶书局”等匾额均是他的手笔。在位时还组织成立了“国画研究社”，拨巨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人任教。1922年，徐被“逼宫”下野，整日以诗书画自娱。出版书法集，参加画展，在书画界颇有影响。又酷爱古砚、古墨，收藏端砚颇多，曾将所藏之砚的花纹、款识，逐一墨拓刊印而成《百砚谱》，是中国近代唯一的评砚专著。

辛亥名人中后来在书法上成就最高的是于右任。于右任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不顾个人安危，接连在上海租界创办抨击时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轰动南北。二十年代，于右任在书法上已成大名，时有“北于南郑”之说，将其与前清大臣郑孝胥并论。于右任酷爱北朝刻石，用笔极为活泼老辣，给魏碑赋予了笔情墨趣，融合碑帖，格局阔大，比清代何绍基更进一步。堪称二十世纪书法的最高代表。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王羲之、颜真卿之后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于右任留下的作品比较多，其中有一些是代笔，对收藏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