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88岁，终于“画出心中的巴金”

 
　　第一次见巴金，在1947年的上海，黄永玉与黄裳、汪曾祺同去。他没有想到，早在作品中熟悉的那个充满热情的、敞开心扉的前辈作家，竟是如此不善言辞，更多时候只是微笑着静静地看着他们。好在汪曾祺是巴金夫人萧珊的西南联大同班同学，他的无拘无束与风趣，活跃着两代人的相聚。后来，在表叔沈从文家中，黄永玉又几次遇到来访的巴金。两位前辈，坐在那里，沉默时候远比言谈要多。素来喜欢热闹轻松谈话气氛的黄永玉，遇到这种情形，常常悄悄起身离开，留下两位前辈继续面对，享受他们用三言两语丰富起来的安静。

　　说“怕”，恐是一种特殊表述。其实，黄永玉非常理解现实生活中喜欢沉默的巴金。他在《巴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在黄永玉心中，巴金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所谓“怕”，是热爱，是敬重，更是艺术化之后的透彻理解。面对巴金，无须多少交谈，在《家》《春》《秋》中，在《随想录》中，他已经熟悉了巴金这个人。

　　他熟悉的不只是巴金一人，而是围绕巴金活跃在上海的那一个文化群体。他感怀着影响过他的这个群体：“巴先生一生辛劳，不光是累，也美。他和数不尽的好友——陆蠡、朱冼、丽尼、师陀、朱雯、许天虹、李健吾……耕种长满鲜花的花园。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长大的。”他的书房里，至今仍摆放着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60多年前出版的许多图书，从巴金的著作，到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每日相伴，当年芬芳，依旧浓郁可闻。对黄永玉这一代读者来说，巴金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常在历史记忆之中。

　　2011年10月下旬，黄永玉拿起画笔，来画心中的巴金。11月25日，在巴金诞辰107周年之际，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将完成修缮工程。

　　“您能不能为故居设计一张藏书票？”问他。

　　“好。”回答得很爽快。

　　“我要好好画一张巴金的像。”几天后，他说。“画他的头发竖起来。”

　　找到一位法国摄影家拍摄的巴金晚年肖像照片，悬挂墙上对视，端详。历史思索与现实感怀，在心中重叠，一个艺术化的巴金，呼之欲出。

　　晚年巴金，银发果然竖起来，凌乱却显力度。作为画家，黄永玉说他喜欢巴金古典的、与众不同的面孔，他理解，这是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与照片两相比较，画中的巴金不仅形似，而且更准确，更有艺术表现力。水墨线条，产生如刀刻铜雕一般的立体效果，古典面孔的巴金，沉思，从容，凸显其精神的痛苦，从而具备了古典美特征。

　　环绕肖像，黄永玉设计了具有装饰性而又带有律动感的梅花作为背景的烘托。以五线谱线条作为树枝，满枝点缀的点点红梅，是激情与生命力的象征。同时，对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来说，“梅”似乎又有另外的提示——让人想到《家》里的梅表姐，体味到梅表姐以及觉新性格中的感伤与忧郁。这种感伤与忧郁，恰恰是巴金本人性格的突出特征。
《你是谁？》，是画名，也是诗题。为这幅画，黄永玉特意创作一首诗，题写于画之上，作为他献给巴金的一首歌：

　　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战士，

　　还是刚出狱的囚徒？

　　是医生，还是病人？

　　是神父，还是信徒？

　　是作曲家，乐队指挥，

　　还是嘹亮的歌者？

　　是牧人，还是羊？

　　是摆渡者，还是河？

　　是远游人，

　　还是他背上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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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代人的对话。反复设问，是理解的层层深入，是诗意的渲染，也是对画面内涵的揭示。在诗中，他甚至将巴金称作承受精神痛苦的、沉默中的古希腊悲剧人物拉奥孔，以此赋予其更多精神的古典之美。

　　“你是谁？”他在问。

　　“我是人！”巴金回答。

　　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丰富的生命。

　　“这是我今年画得最好的一幅画。”黄永玉高兴地说。在自己走进88岁之后的这一个金秋，他终于画出了心中的巴金。（原题：《画出心中的巴金》 ）

      编后记：黄永玉是我喜欢的一位艺术大师，他年轻时喜欢版画，后来什么都画，还写诗，写新诗。这是一个怪老头，所谓怪只是大家觉得他这个年龄的人不该那样，但他就那样了。黄永玉是所有的画家中，几乎是我认为唯一以新诗入画的人，他的画常配新诗，这是很多连年轻画家都做不到的酷。现在还有很多书法家总是以旧诗入书法，很少以新诗入书法，我记得只有书法家黄以明以新诗入书法，比如他以《远方》这首新诗写的书法是很多人的最爱，这些都是很酷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不人云亦云的先行者。——曹喜蛙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