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红木缘

喜欢红木家具的人常爱讲“缘份”，我就是因为当年结婚时买不到新家具，才和红木结的缘。

现在年轻人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1969年，我在上海纺织厂做团干部，当时上海有个规定，想买家具得先领结婚证，拿到结婚证后再写申请让单位出介绍信，有了这个介绍信，才能到家具店买家具。计划经济时代，因为物资匮乏，买家具也得“计划”着来，而且只能买一两件。我的胃口比较大，为了避开这些麻烦，干脆到旧货店里去看红木家具。因为是买旧货，不用写申请。

那时徐家汇有个旧家具店，我就老去转悠，看看他们抄家都抄来了什么好玩艺儿。一个月下来，我买回了梳妆台、餐桌、五斗橱、双人床和大衣柜，结婚该用的都备齐了。

厂里领导在我家看到了这些东西，批评我身为团干部，竟然用红木家具，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听了嘿嘿一乐，反正我都用上了，生米成了熟饭，你也拿我没办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一直持续着对古典家具的喜爱，并悄悄到上海郊外、宁波、绍兴一带民间收家具。当时那是“投机倒把”，只能悄悄来。好东西碰上过不少。

但到了九十年代，股票这东西一度让我“移情别恋”，上海出了个杨百万，紧巴日子谁都不想过，在邻居老牟带动下，我也稀里糊涂被卷进了炒股大军。后来才知道，谁也看不见的股票是个咬人的东西，几年下来，我几度受伤，最后赔得几乎血本无归。

2003年，上海拍卖行拍出了一件明式黄花梨顶箱柜，有个香港买家出价600多万元把它买到了手。那天我从证券交易所回来，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新闻，对红木的记忆一下被勾了出来。还是红木家具好！我并不是说红木家具比股票能来钱，人们肯出这个价，说明它身上蕴含着物质和文化双重价值。自此，我重新迷上了红木，红木家具占据了我退休后的生活。

想想前两年真让人后悔，每个证券交易日，我都要带上干粮、矿泉水和小马扎，一大早和老牟一道跑到证券交易所盯盘。随着股票走势的起起落落，我还患上了高血压。现在好了，每天早上，我有足够的时间到公园晨练。腿脚活动好后，再去逛古玩市场或红木家具店。老牟时不时会来我家串门，看我整天在摆弄红木，戏称我“红民”。我觉得这个名字蛮不错。

与做股民时相比，“红民”生活对我退休后的身心健康有百益而无一害。首先，它让我重新忙碌起来，心里有了牵挂，怡然自得，再也不用像以前炒股时那样担心被“套牢”。其次，红木让我结识了新的朋友圈子，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有令人愉悦的精神交流。同时，红木玩得好，也可以“玩”出一些经济效益，虽然不指着它发财，但起码不会让你赔进去。带着这样的心态把玩红木，心里踏实得很。

因财力有限，我喜欢收藏那些有缺损但又缺损得不厉害的红木家具，这样买入时价格不会太高，拿回来后还可以满足我“修旧如旧”的动手欲望。这方面我也有心得，那就是在设计完样子后，要找自己熟悉的小红木作坊做，工艺不差，能按时交货，又能实现自己想法，价格还适合我这样的工薪阶层。

2005年，我从宁波买回来一架黄花梨七屏风罗汉床，它的一条腿没了，两年多里，每次去旧货市场，我都要到存放缺损老物件的旧家具店逛逛。今年8月，还真碰上了一根旧黄花梨床腿，尺寸比我家中罗汉床的腿略大。我用三千多元把它买了回来，按照家中罗汉床腿的风格在上面画了纹样，找浦东新区一个小木雕作坊，给我雕了出来。因为是老料，不用太费心做旧，就跟我的罗汉床配到了一块。现在，每天看着这架被我赋予了新生命的旧物件，我心里都美滋滋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

懂得红木的人都说，黄花梨是好东西，能帮人降血压。说来也巧，自从这架黄花梨罗汉床进了家门，我的高血压真的减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