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继遂：艺术品收藏与国民性无关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藏家走向海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龚继遂：就中国古玩而言，中国收藏海外大概经过三个阶段，先是零星找海外藏家、小商家买低端的、便宜的东西，赚取差价，因为在当时的市场上，欧美比港台便宜，港台比大陆便宜；之后是走进拍卖行，买买高端的、传承有序的、御藏御制以及能够保值的作品，这多是由于国内拍卖行兴起，急需高端艺术品，作为拍卖明星，引领潮流，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使高价合理化的“瓷器爱国主义”；然后是外国人送进来，中国人出去找的字画多，外国人送进来的器物多，因为字画赝品多，差价低，外国人收藏少，而国外藏家的器物则传承有序，差价高，他们愿意获利抛售。
　　记者：在内容上，欧美和日本等主要市场之间有何区别？
　　龚继遂：欧洲瓷器收藏强，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收藏维持欧美流通周转，而非回流大陆。北美与前者类似，也是瓷器、器物收藏多，学术支持很完整，有自己的收藏传承和收藏群落。而日本情况比较复杂，简单说来，日本向来起中转站作用，中国收藏通过日本流失到欧美去，欧美收藏再通过日本回流到中国来，比如著名的山中商社、龙泉堂都精于此道。但最近十年日本经济停滞，大量器物收藏流散到欧美，字画则回流到中国。当一个民族地域发生经济波动，它的部分资产被国外持有，等经济恢复时再继续做资产财富流通周转，这以后会变为常态。
　　记者：前面说的是中国古玩，西洋藏品的情况如何？
　　龚继遂：举个例子，嘉德有个邮品部负责人叫郭学广，他的本业是集邮，是系统的外国邮票收藏家，但即便在当年邮市最火爆时，他的藏品也根本没法交易。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消费产品的进口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国，我们消费西洋音乐、文学、汽车、奢侈品，这些有资本附加值的东西，但西方视觉艺术、邮票，这些我们就没有。西洋画我们很熟，但我们哪有毕加索的画？除了路德维希送了一点，还都是一般的作品。收藏是一个文明的缩影，要流通，首先要有懂得这个文化的人。很多国外收藏品类，在国内都没有支持它流转的社群和圈子，所以外国文物在中国基本是有行无市。
　　但是有一个品类中国人开始买了，就是当代艺术品。首先，它对作品的呈现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对于作品的接受和解读是一个重新解码的过程，无论是国内国外，都不好懂；其次它的语言是国际化的，掌握了编码，谁都能读懂。
　　另一个值钱的大宗品类是珠宝，它文化性比当代艺术差，但商业性更强。它没有真伪之争，价值以原料价值为主，设计语言通用，比如伊丽莎白·泰勒珠宝，也会有中国人买。实际上中国翡翠也已经国际化，它的最大买家是西亚和阿拉伯皇族。
　　记者：中国今天的收藏市场与日本当年的区别是什么？
　　龚继遂：中国人以买本国艺术品为主，而当年的日本人比我们现在更有国际视野，对外国文化更感兴趣。当时是日本经济泡沫期，日元强劲，那时也有很多炒家，有闲钱盲目进来。这与国民性无关。艺术品收藏基本是流动性过剩的资产配置，是一个洼地，“炒”是很自然的。
　　从品类来说，以油画为例，日本收藏国际化时，文艺复兴写实主义即使在西方货源也日益枯竭了，所以他们主要拿的是印象派作品；而香港台湾紧随其后，也拿到一些，以台湾为例，10年前苏富比统计，单价200万美元以上的作品就达到200幅以上；韩国则丧失了这个历史机会，后来拿的主要是现当代艺术作品。
　　这些基本都是资产配置手段，并不是说毕加索就一定不能买。实际上艺术品收藏反过来一定会促进艺术的发展，像韩国的光州艺术节已经常态化，在亚洲地区很有名。东亚的中日韩则慢慢形成一个当代艺术联盟，这都是好事。
    记者：中国买家大批出现，还是在中国现当代作品在国外开拍之后。你亲手开创了苏富比在香港的中国当代油画拍卖，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龚继遂：当时中国买家去海外有两个基本的限制因素，一是外汇，二是签证。也没有完整的藏家群落，我们推出这个新的拍卖种类，根本没想到赚钱，也不知道是否可持续。这里面有个花边，1997年苏富比曾经有个伦敦当代艺术拍卖会，实际上是我离开苏富比之前筹备的，成交率12%，流标率88%。这说明中国当代油画当年根本不流行。
　　1995年苏富比举办中国当代油画第一次拍卖。我当时决定用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做封面，这在当时有一定敏感性。我还给总部写了封信，征求意见。因为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封面上一个八路军战士，是不是意味着红色中国占领苏富比老牌帝国主义拍卖阵地？
　　记者：这后来是怎样处理的？
　　龚继遂：陈的常见作品分三种，一是商业化的江南风景，另两个是英雄美女题材。比如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攻占南京总统府》，即使胜利场面，也是胜利激情，疲惫面孔。而《黄河颂》与前面三种都不同。它充满抒情色彩，不是暴力、战争，而是全民信仰时代阳光少年的自信和青春，有极好的象征意义，代表民族复兴和少年中国展望。
　　后来我们热烈讨论之后还是决定用《黄河颂》。理由是陈是中国官方推荐，美国汉默画廊代理，回赠中国领导人的御用艺术家，一向走商业路线。但《黄河颂》饱含青春激情和“文革”真诚信仰，是历史瞬间特殊产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有再高的技巧，也不会再有那种创作激情了。我们将其作为封面，既表明我们的判断，也表明我们希望商业之外，严肃拍卖应有美术史价值和定位。这是我在拍卖目录上写的原话。

　　记者：你个人也是知名的海外收藏家，具体经历是怎样的？

　　龚继遂：我个人主要做宋瓷和古玉的收藏，大都是1990年代初在纽约、香港买的，当时的价格才几万块。这些一直不值钱，因为政策限制，没有市场，也没有流通性，就是个人用来养气。我一直觉得商业的总是不如经典，我的收藏一直是卖掉商业的，换成真正的收藏。比如我买过40多张林丰年的画，还买过二三十张齐白石，都慢慢卖掉了。
　　当然也不都是拍卖，比如我有一块古玉，卖给了一位领导人的二姐。她到现在还来问，龚先生，我买的玉值多少钱了？您多少钱愿意买回去？我说当初几万买的，现在值十几万吧，您随时不要我随时给您十几万，她说那才这点钱我才不卖呢！您不必每次都跑来气我吧。
　　私人交易还是会有很多麻烦。我个人认为，不要和权贵做生意。权贵从底下买东西，总要给点面子，少要一点钱，但有时少要钱可以交朋友，有时少要钱也交不了朋友。现在在市场上这部分人很少了。还在的也照规矩办事，持有力比较强。像当初我卖的齐白石被一位省级要员买走，现在行情涨得比较高了，那些东西也没见他拿出来套现。
　　艺术品一定会向权贵集中，作为他们财富配置的一部分，这不是正常的，但是必然的，国外也是这样。以前官僚就是文人，艺术品是士大夫生活方式一部分，有人文色彩。历史上看，原来这个舞台上很多权贵，现在看反而不多。一是现在职业政治家都不是传统文化人，二是市场化后，财富配置手段多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市场更有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