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国土地面积辽阔,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祁连山地草原直至西部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青藏高寒草原,天地苍茫、草原广袤,是万马奔腾、纵横驰骋的绝佳场所,因此我国理所当然的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养殖马的地区之一。清代的统治者本自东北来,习尚骑射,立国之后,清代统治者为保持本民族骁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对于马上运动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
在清朝的北京城内,有两块碑石,都被称为“下马即亡碑”。“下马碑”之类的称呼并不陌生,如北京孔庙大门外东西约十几米处,就各立着一座“下马碑”。正背两面分别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满汉、蒙、回、托忒、藏等六种文字。表示对圣人的尊重。那“下马即亡”又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是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警告,对后代的警告——他们从马背上取得江山,要维护好这个江山,也就不能丧失马背上的技艺。如果一旦丧失了马上的技艺,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当然,清朝的开国皇帝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后代面临的是西洋的船坚炮利。
清朝前期的皇帝也作为骑马射箭的榜样。康熙年逾60还骑马射猎;乾隆在12岁就有习射之事,直至80多岁还到木兰围场狩猎。清代帝王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后,对于马上运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清代帝王每年都要到塞北进行木兰秋狩的狩猎活动。而在狩猎活动后,要进行一系列的马上运动会。这些马上项目包括诈马、教駣等马术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每年康熙、乾隆及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筵宴时都要举行“四事”(诈马、相扑、什榜和教駣)活动,其中以诈马、教駣来突出蒙古旧俗,同时表现出骑士高超的骑术功力。
“高宗有塞宴四事诗:一诈马,汉语谓之跑等。扎萨克于进宴时,择名马数百,列二十里外。结束发尾,去羁(左革右荐),幼童乘之。以枪声为节,递施传响,则众骑齐骋,不逾晷刻而达。抡其选至者三十六骑,优赉有差……”诈马即表现幼童赛马。从存世于今的《塞宴四事图》可以看到,图中上方,有三十四五名少年,身着长袍脚蹬蒙古靴,骑在马背上,一手拉紧缰绳,一手奋力挥鞭,作策马飞奔之状。每匹坐骑姿态各异,有的昂首飞奔,使人感觉有呼啸之风;有的回头顾盼,大有紧张又不愿落人后的仓惶之措。画面上每个表演者都形象生动逼真,场面又紧张热烈,令人时而奋起,赛事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 网站编辑:李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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