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具的鉴定方法（三、四）

作者：王正书

三、掌握明墓出土家具明器的时代特征
      明墓出土的家具明器有木质、陶质和金属质地之分。就明器的性质而言，除个别为实用器随葬外，大多是家具模型。对于家具实用器，这就从器形和制作工艺上直接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风格。对于出土的家具模型来说，尽管由于器型较小，没能完满表达其榫卯结构并且省略了雕刻纹样，但对家具造型的揭示和家具结构附件配备实况的反映，还是原汁原味的。到目前为止，出土家具明器的数量数以百计，其品类也众多。在这些有时代标识的家具中，我们无论从造型或结构上，能找到很多共性。这些共性代表的就是时代风尚，也就是这些家具明器所能体现的历史价值。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以下几处家具中的代表性实物作一观察，以便拓展我们的视野，掌握时代特征。

      1.明洪武二十二年山东朱檀墓出土了三件实用家具。这三件实用家具能给我们以下三点启迪：
      (1)云纹牙头扁宽(图10—1)；
      (2)高罗锅枨施剑脊棱线脚(图10—2)；
      (3)高束腰开海棠式透孔(图10—3)。 
  
    

      2.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地区明代成化至万历墓葬中，曾出土了众多桌、案、几、凳家具明器(图11)。这些明器组合一起在体现量的同时，使我们发现能揭示质的共性，主要有三点：
      (1)明代家具明器中，只有直牙条和壸门牙条两种，从不使用（音wa，编者注。）堂肚牙条；
      (2)家具明器所作牙头造型，均作扁宽状；
      (3)凡蹄足较低矮，从不见垂露式高马蹄。

      3.全国各地明墓出土的椅类明器很多，其品种主要有四出头官帽椅、南官帽椅和圈椅三种(图12)。这些椅子在结构上为我们揭示了两点共性：
      (1)都不使用联帮棍；
      (2)椅子坐屉下只设直牙条或壸门牙条，没有发现使用漥堂肚牙条，也不见用直枨加矮老做装饰的。

       
      4.上海和苏州地区出土的明代床榻类家具，凡作蹄足的，都是矮马蹄(图13—1～4)。明代的矮马蹄足，与清代常见的蹄足截面垂直地面的块状式足(图13—5～7)，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5.罗汉床明器在上海、安徽、浙江和山东明墓中都有出土(图14—1～4)。这些罗汉床在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点，尽管它们的足形不同，但其围子都作三屏风式，而且均后高前低且带委角。明代的这种三屏风式围子，是从宋代的罗汉榻演变过来的(图14-5)。进入清代以后，罗汉床的围子才由三屏转向五屏。至清代晚期，多者可达九屏、十一屏。

四、全面了解明代版画上的家具造型、结构特征和装饰纹样
      版画就是木刻画。明代的木刻画自明代中期始大量发行，其内容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明代木刻画中，不少作品被版画家所认定，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几乎没有一点地方是被疏忽了的，栏杆、屏风和桌子线条是那么齐整；老妪、少年以至侍女的衣衫襞褶是那么柔软；大树、盆景、假山乃至屏风上的图画，侍女衣上的绣花，椅子垫子上的花纹，哪一点曾被刻者所忽略过？连假山边上长的一丛百合花，也都不曾轻心的处置着。”由此可见，明代的木刻画对当时人们生活起居环境的描述，是有相当可信度的。今天当我们研究明代家具而缺少实物资料时料时，利用版画上的家具形象作探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1．明代版画中有大量南官帽椅的写实形象。这些形象在结构上可分成两种样式：一种是扶手下不设联帮棍，其中包括明代木作专著《鲁班经·匠家镜》上的南官帽椅同样如此(图15)；另一种是扶手下虽不设联帮棍，但却把建筑结构中的莲花柱式围栏，移植到扶手部位(图16—4～7)。这种以围栏充当扶手的椅子，起自宋代(图16—1)。元代时，这种莲花柱式围栏在家具上应用日益增多(图16—2)。进入明代以后，它不但是民间建筑围栏最为流行的一种装饰(图16—3；图17—1～3)，连明代版画上的众多架子床围栏，也是按样移植(图17—4～6)。

      
      2．明代版画中的圈椅形象十分多见，但所有这些圈椅都不设联帮棍(图18—1～6)。明代杜董绘《竹林七贤图卷》中的圈椅，也同样不设联帮棍(图18—7)。

      3．明代版画中四出头官帽椅(包括二出头官帽椅)的结构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被称之鹅脖的构件不与前腿相连，而是其根部后移占据了联帮棍的位子(图19)。这种结构的椅子约占四出头官帽椅的百分之七十。
      第二种形式的椅子是，鹅脖与前腿在同一直线上，扶手下的空间也不设联帮棍(图20)。这种结构的椅子约占四出头官帽椅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三种形式的椅子是指有联帮棍结构的(图21)。这种设联帮棍的椅子在明代版画中出现的概率不足百分之五，可见该椅式在明代并不为画师所重视。这也客观地告诉我们，设联帮棍的四出头官帽椅，在明代并不流行。

      4．在明代版画中，笔者注意到在成千上万的桌案类、椅凳类家具中，始终不见卡子花、矮老装饰(除家具上移植的建筑形式围栏外除家具上移植的建筑形式围栏外)，无论直枨或罗锅枨，也都不见裹腿做的匠作工艺(除竹器家具外)(图22—1～10)。其实前者的矮老和卡子花早在辽宋时期已有应用(图22—11～13)，明代却未见传承。至清代后，又大量出现在图画上。对于明代家具不使用矮老和卡子花装饰，以及裹腿的做工，笔者持肯定的态度，因为这类装饰和裹腿做工在大量出土的家具明器上，也找不到实物证据。难道明朝277年时间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画师和家具明器制作者，都漏忘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能的。这就是明代家具的世风所在。

      5．明代小说、戏曲、词话的插图上，留下了大量明代画家所记录的靠背板形象。明代的靠背板大多分成三截，上截有开光，下截留亮脚。开光一般均作简练图案，主要有鸡心形、双壸门形、矩形、海棠形和鸡心形开光内雕刻莲纹。靠背板上的这些简练图案，都是从当时的房屋建筑门窗隔扇上移植过来的，这在明代版画上有着大量的注脚。兹举要作如下图证。

      (1)鸡心形开光是明代靠背板上最常见的装饰（图23—1～7）。这一纹样在元明建筑上早有应用(图23—8～9)。明代房屋的格子门腰华板上最为多见。 
      (2)双壸门形开光也是明代家具靠背板上常见纹样（图24—1～5)。这一纹样在明代格子门腰华板上也是常见的(图24—6～8)。

      (3)矩形开光在明代靠背板上常见(图25—1～4)。它也是从格子门腰华板上移植而来(图25—5)。 
      (4)海棠式开光在明代靠背板上常见(图26—1～6)。它也是从格子门腰华板上移植而来(图26—7～8)。
      (5)明代靠背板鸡心形开光内，常常雕刻莲纹。莲纹有两种表现手法：一种用线条勾勒(图27—1～2)，这一纹样在房屋建筑的格子门和其他家具上，也都有见(图27—3～4)；另一种用象征性叶瓣表示(图27—5～6)，该纹样在房屋建筑的格子门或挂檐上，同样有其雕刻(图27—7～8)。

   
      从明代版画上我们所见到的靠背板上的纹样装饰，是十分简练明朗的。这些简练的图样，都是从房屋建筑的门窗设施上移植而来。这里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客观地说明代建筑设施上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除了上述简练明朗者外家具本是带有封建理念的生活用品，历来有很强的传承性，只有当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才能有质的变化。我国历史上从明代晚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表现在家具领域里的状况是对艺术的追求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特别是硬木家具的出现，为家具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明代靠背板上那种简练、单纯的图案式雕刻逐渐被淘汰，代之出现了内容丰富和比拟性更加强烈的吉祥纹样。这类纹样在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最为流行。明朗者外，有的图样是相当繁缛的(图28—1～8)。那么何故这些繁缛的纹样没被移植到家具上来呢？对此笔者认为，家具靠背板上的装饰纹样有其传统作风，如果我们把宋代以来的靠背板上雕刻的纹样罗列一起，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以简练为原则，如江西乐平宋墓壁画上的交椅刻的是一朵云纹，南宋《蕉荫击球图》交椅上刻的是水波纹，元代《听琴图》扶手椅上刻的是海棠式开光，明初朱檀墓和明末安徽呈坎村明墓出土的交椅明器上，都刻作海棠式透孔(图28—9～13)。 
 

      家具本是带有封建理念的生活用品，历来有很强的传承性，只有当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才能有质的变化。我国历史上从明代晚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表现在家具领域里的状况是对艺术的追求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特别是硬木家具的出现，为家具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明代靠背板上那种简练、单纯的图案式雕刻逐渐被淘汰，代之出现了内容丰富和比拟性更加强烈的吉祥纹样。这类纹样在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最为流行。(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转载自《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200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