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精雕木作历史现状未来

浅析南通精雕木作历史现状与未来

编者按：精雕木作，是南通人，以木和刀，在一深一浅之中、一毫一厘之间，刻出的山水性情、花鸟自然和万物和谐。作为一种几近从仿生学角度，观察自然、体会生活、表达情感的雕刻形态，其背后，是南通人独有的认识世界、表现生活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情结。这种思维与情结，又离不开南通，这片土地的文化演变历史、特质和内涵。我们在今日，探究精雕木作诞生南通的缘由、发展与未来时，必然离不开南通历史上，各类文化相互碰撞、叠加、渗透、融合的脉络，也离不开在各种意识形态下，文化自身对于商业、手工业和社会生活影响与推进。通过对这两条动线的梳理与认识，去探寻在当前时代背景与市场环境中，文化与商业、精雕木作技艺与南通产业如何创造性的再发展问题。成为我们走进南通、走进精雕木作的意义所在。

缘起——吴越文化为南通木作诞生摇篮

南通最早的先民是谁？在明末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远古时期海安一代的古人类，是现在所知的南通最早的原始人群。到五帝时代，苏中境内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江苏新沂、淮安地区的东夷部落曾被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古青墩人，就是其中一个分支，他们成为南通最早的先民，也是最早的移民。他们在南通这块大地上，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到今山东胶南县，越大举向北移民。在几次移民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南通一带，他们又将吴越文化带到了南通，并形成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又大量陆续迁至长江下游，此时，南通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南通，历史性的相遇了。

精雕木作，从南通地区刺绣、纺织技艺中汲取营养方式

因此，从南通文化形成的源头上，它就具备了在南、北方多种文化逐渐相互交融、激荡、流变、集成中，形成统一文化类型的可能性。其中，北方文化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游牧文化为代表，南方文化则以吴越文化为代表。在南北两种文化的累积、裂变、再生的漫长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吴越文化又对南通文化形态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典雅、精巧和柔美，这一点，从这些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而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质朴和阳刚。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

吴越文化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南通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其核心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濒海的地理构造，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南通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其次，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还创造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第三，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因此形成南通的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第四，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最后，具有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大约在东汉以后，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优秀人才、优秀作品不断出现，这使南通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也是如今南通地区各类人才辈出，各门类的能工巧匠俯首皆是的根本原因。

发展——厚积而发的当代南通红木家具产业

商业、技艺、思维、物质等等，都是文化的产物。吴越文化对南通人的思维塑造是多方面的。但从生活本身出发，体会、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情趣，从最细微处认识世界，将其精雅文化推向极致，是南通人在创造时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可以从其戏曲、建筑、诗词、织绣甚至体育项目中可见一斑。当这种特质投射到南通木作行业后，同样体现出一种共性。

东汉以后，吴越地区藏书、读书风气盛行

南通木作始于远古时期，发展于唐宋，在明代达到顶峰，创造出在世界家具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明式家具”。这与南通地区文人聚集、商业发达、各行各业手工艺人众多关系巨大。这种深厚的文化资源与技艺累积，在漫长时间的沉淀下，进一步巩固、加强了南通木作技艺的流派形成和风格确立，并培育出一大批大、小木作行业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政治不断更替的齿轮中，南通地区木作技艺的传承方式与工匠精神，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其发展文脉较为完整和持续。

南通人根据台北故宫宫廷多宝阁照片仿制的一件作品

因此，到上世纪60年代，文革刚结束后不久，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下，根基深厚的南通木作行业，就开始展露出其顽强的生命意志。一些具有木匠手艺的农民，在农忙闲暇，开始自发性的制作一些木质工艺品、雕刻品，在本地销售已填补家用。在这部分人群的带领下，南通地区开始出现新政权成立后的首批木工作坊。到70年代，这些作坊凭借广交会、南通省外贸等平台和机构销售产品，在利润的刺激下，更多工匠开始参与到工艺品制作中。与此同时，南通雕刻木器厂、四安工艺品厂、平东雕刻厂等公有制性质的国营企业，开始纷纷在南通出现。一直到80年代，在全新的市场经济政策下。以自发性质开始出现的当代南通木质工艺品行业，开始出现第一次升级。在此过程中，南通工艺品制作材料，从实木提升为红木，同时，红木家具的生产制作，也开始在南通雕刻乐器厂出现。

南通人从几近仿生学的角度观察自然体会生活的方式

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营企业为南通当代古典家具的生产制作，培育了大量的设计、生产人才。到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丰厚的人力资源储备，成为南通古典家具私营企业，开始大量出现的基础。而转折，也发生在这一阶段，90年代中期，经过严密市场调查后的台湾商人，选择在文化根基、技艺沉淀深厚的南通，创办家具品牌“巨匠”，将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最为关键的是，台湾商人带来了一张拍自台北故宫的宫廷多宝阁图片。在仿制过程中，众多南通工艺大师参与了设计制作。这一事件，掀起了南通地区工艺品制作，从普通到精致、从简单到复杂、从工艺品到艺术品的大转折。浅浮雕、精雕等技艺开始从其丰厚的技艺传统中重新唤醒而起。此时，南通红木家具产业也开始逐渐形成，大约40家企业，开始以花梨木、老红木等为材料，制作仿明清款式的家具。

未来——将精雕木作打造成南通特色品牌

进入21世纪后，南通红木家具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2002年到2013年，南通红木家具企业数量达到700余家。精雕技艺，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探究其中缘由，就不得不再次回归到吴越文化对南通的影响上。南通人注重实业传统、深具工商精神的个性，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得到彻底释放。再加上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秉性，在丰厚文化资源、技艺优势的辅助，从细微处洞察生活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使他们的创造力如虎添翼。

座落在南通海门市张謇博物馆

精雕工艺，正是从南通挂屏、工艺品等类型产品中，逐渐的形成、抽离而出的。这基于工具的改造升级、视野信息的不断开拓。当南通人看到陈列与上海博物馆中的明代挂屏时，被挂屏上仙鹤逼真的羽毛、神态、眼神所吸引。面对这种辉煌的技艺，南通人的创造力开始被激发而出。在这个过程中，雕刻工具的改造和对南通地区刺绣技艺的借鉴，成为精雕木作诞生的客观条件，而其根本，还是在其独特、丰富的文化土壤之中。最初阶段，南通精雕木作主要出现红木工艺品、挂屏之类的产品上，但到目前，以海门紫翔龙为龙头，它已经逐渐开始被移植到家具上。可以说，精雕木作，是南通木作技艺与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发展和蜕变的一个产物；是南通地区雕刻技艺的一个结晶与果实；更是当代南通产业的特色与品牌。

现代南通地区的家具

将这种从文化土壤中破土而生的新技艺，发展、塑造成为一方产区的特色，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也是一条充满希望与光明的路。这需要南通企业以众志成城的态度，认真研究、细分、总结精雕木作技艺的特点与优势；以实事求是的作风，用大量实践去完成精雕木作技艺，与古典家具、南通产区、渠道市场的嫁接与整合。

南通地区的金丝楠家具

这不禁让人想起，南通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他所处的时代，裹挟在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农业与工业的相互过渡之中，在这种撞击中，他选择创造性的走向自己的道路——实业救国。历史的车轮，总会在某一时空节点再次重逢，就如精雕木作之于南通产区一样，当一种技艺，诞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商品时代时，机遇，一定在等待着有准备的头脑。（高郡强 朱方刚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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