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秉圭与玻璃屏风

      雍正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日渐繁荣。每年夏秋之际，有近二十条西洋贸易大船到港，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瑞典等国家。这些大船前来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虽然船上带来的基本上是白银，一般是三至五吨重的西班牙银币，但是也有一些西洋物产，比如呢绒、钟表等，其中有一样比较特别的物产，就是玻璃。 
      玻璃用起来之后，自然是有人眼馋。但是行商们一是没有功名的白丁，二是来自福建当地的土佬。雍正初年，官府和广州的士绅，基本上是看不起他们的。用现代的话说，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福建人，包括行商、通译和买办，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因此玻璃一物，虽然在雍正初年即有进口，但是使用却十分有限。 
      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任命遭到罢免的原广西巡抚，满洲上三旗包衣奴才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祖秉圭上任后，一是要专心为内务府搜罗奇珍异宝，二是因为要办好差使，加上贪心大，所以和这些富裕的福建人打得十分火热，特别是和当时最大的洋货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好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这样一来，行商那里有什么好东西，祖秉圭自然都十分熟悉。一来二去，这玻璃就成了祖秉圭进贡的好东西了。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自欧洲万里迢迢来到广州，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成了不可多得之物，皇上龙心大悦，不在话下。雍正年间，皇宫之中开始使用这种进口的洋玻璃，如此说来，这祖秉圭算是相当有功劳的。

（北京故宫藏清代紫檀嵌玻璃大画屏）

      但是万里迢迢，专人护送大块平板玻璃到北京，毕竟是劳师动众的大事情，只有皇上才享用得起。祖秉圭在北京，一些皇亲国戚向来对之十分照顾，现在有了海关监督这样的美差，自然十分想着回报些特别的好玩意。这样一来，进口的平板玻璃，终于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富贵之家的玩物，这便出现了玻璃屏风。 
      所谓玻璃屏风，就是雇用精细的广东木匠，用上等硬木，如紫檀、黄花梨等，制作一个木头架子，精雕细琢，然后把进口的玻璃片镶嵌起来。然后再请高明的画匠，在玻璃上面画上山水人物。这样的一幅屏风送到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无不喜爱。如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屏风两架，计二十四扇，皇上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一时之间，玻璃屏风成了王公贵族家中最显赫的摆设。
      这种把进口的西洋玻璃，改成珍玩的办法，倒也十分别出心裁。日后广州出了不少著名的木匠，甚至有进宫中造办处，成为一代名匠之人。清代，广州的玻璃画蔚为大观，特别是仿照西洋笔法，在玻璃上描画人物肖像，更是成就不斐。如乾隆年间广州的著名行商——三品顶戴的潘振成，他在乾隆中叶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的玻璃肖像画，画工十分精良，人物栩栩如生，至今仍挂在瑞典哥德堡的历史博物馆里。木器制作和玻璃画的成就，和玻璃屏风的大量制作，应该也有相当关系。 

（精美的玻璃画）
    

      却说祖秉圭，因为将玻璃屏风大量送给北京的皇亲国戚，自己倒是落下了巨大的亏空。雍正十年秋天，祖秉圭被革职锁拿，追查出来的贪贿总数有十五万两之巨，但是抄家追索，祖秉圭却只能归还两万二千两银子。许多银子，都变成了玻璃和玻璃屏风，送到了北京。(转自《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