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作家具,始于清康熙年间,雍正时期风格大成,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康熙38年,(1699年)中法直接贸易正式开通,据当时出口至法国口岸的货运记录显示,货品中就已有大批漆屏、漆柜和几案等中国家具。
随着清朝政体的衰落瓦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正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一部屈辱与反抗交织而成的中国近代史大幕拉开。京作家具随之进入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这种动荡,通过内外两条线路蔓延。于内,京作家具逐渐走出集权控制,以皇亲国戚,满族贵族甚至宦官为媒介,逐渐走向民间,这条路线直接为今日“京作之乡”大城的诞生,京津唐地区市场对京作的偏爱埋下种子。于外,西方列强在1860和1900年两次洗劫圆明园,颐和园后,先将家具拉至天坛南门,举行内部拍卖,再通过宝隆洋行,源源不断的运至西方。但还有一些家具,由于尺寸较大,不便运输,所以再次流散民间。
京式家具似乎从一诞生就带有很强官制
据《颐和园志》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园内实有陈设37580件;同治四年(1865年)查得劫后余存陈设4618件。这一段历史,对京作家具的发展、保护、传承乃至理论研究带来严重创伤。
随后,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政局不定、军阀混战、主权沦丧、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此时的京作家具在国内一度沉寂。但在同一时间节点上,一群居于北京的欧洲人,开始对中国古典家具产生兴趣,并迅速引起西方上流社会瞩目,并产生西方介绍中国家具的肇始之作,谢思齐(Herbert Cesinsky)的《中国家具》。
故宫老照片中的家具陈设
时代的车轮继续滚动, 1949年,新中国在战后一片废墟与主权再次独立的振奋之中诞生。但对于一个刚刚赢得胜利,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政体构建仍处探索阶段的新政权而言,巩固政权、恢复生产才是当务之急。饱含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京作家具,只能暂被搁浅。
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文化传承的断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京作家具的客观认识。例如,1995年,田家青的著作《清代家具》出版,著作首发式,由香港古典家具收藏界精英共同参与组织展鉴,彼时的香港,已是国际古典家具收藏最活跃的中心地带。但在临展之前,发现各家拿出的家具多为明式,收藏界“十清不敌一明”的价值导向占据主流。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人们对京作家具了解片面,认知仅停留在受殖民文化侵蚀和影响的清代晚期红木家具上,这些家具造型僵硬,装饰无美感可言,是衰败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那些真正能够体现京作家具典型风格的精品,却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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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李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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