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华/文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我国，至魏晋南北朝时，佛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还具体地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同样地，佛教对家具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只要留心，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随处可见的佛教文化的影子。
家具型制中的佛影禅踪
我们今天使用的家具基本上是高型家具，高型家具在我国的出现就是佛教东渐的结果。在西晋以前，我们的先祖都是席地而坐。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带来了他们的高型坐具。随着佛教的传播，高型坐具逐渐被吸收使用。晋时的贵族、唐代的上层人家已经普遍使用，到宋代，普通百姓也基本使用高型坐具了。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雕像壁画以及历代绘画中，可以看到这一演变过程。“佛教自进入汉土就源源不断地带进了大量的域外高型坐具。仅依我们所见到的形象资料而论，有北魏菩萨的方形坐凳；有北魏龙门莲花洞菩萨的腰鼓形圆凳；有北魏的双人胡床；有西魏菩萨的靠背扶手椅；有东魏石刻的单人胡床；有北周菩萨的腰鼓形藤凳等等。这些高型坐具，是我汉地前所未有的，与席地而坐的传统矮型坐具截然不同。这些高型坐具，犹如一缕清风，给汉地的生活带来了新鲜空气。随后我们看到在北齐的儒士中已经使用胡床(《北齐校书图》)。而到了唐代，当佛教在汉土已经扎根落户，佛教和世俗已经 相融的时刻，唐代的壁画、佛画、墓葬出土、墓葬壁画……都已证实：高型坐具在唐代，尤其是上层人家，已经普遍使用了。品种由原来的椅、凳、胡床，又发展了相应的家具——高型桌和高型案。其造型也由原来的简捷而发展为多种形式。原来的直腿直脚，到了唐代便发展成撇腿、葫芦腿、勾脚、撇脚、葫芦脚等等。装饰也尽其新巧之能事，竞相华美、精丽。佛教的输入，带来了高型坐具，在高型坐具的带动下，汉地的其他高型家具相应兴起，这是我国家具史上的关键一页。”（胡文彦、于淑岩《佛教与家具》）
随着高型坐具使用的日益广泛，推动了我国起居方式的变化。“我国起居方式，自古至今，可分为席地坐和垂足坐两大时期。席地坐，包括跪坐，都以席和床为起居中心。大约从商、周到汉、魏，没有太大的变化。所用家具都比较低矮。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渐渐淡薄，箕踞、趺坐或斜坐，从心所欲；随之而兴的是放在床上可供傍倚或后靠的凭几和隐囊等。至南北朝，垂足坐渐见流行，高形坐具，如凳与筌蹄等，相继出现。入唐以后，不仅椅凳不算罕见，还出现高形的桌案。但跪坐和趺坐当时依然存在，唐代正处在两种起居方式消长交替的阶段。到了宋代，人们的起居方式已不再以床为中心，而移向地上，完全进入垂足高坐的时期，各种高形家具已初步定型。”（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
（原载《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