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所谓的三种道德

二十年前，其实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朱厚泽，当时的宣传部长，到上海来开座谈会。我和王沪宁、宗福先等都参加了。好象还有郑必坚。当时就讨论这三种道德的关系。文革中政治道德压倒一切，甚至在政治道德中，要求普通民众也要先忠于党，然后国家，然后社会……先是神圣信仰，后来是普遍虚伪。文革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以政治道德压制家庭伦理。文革以后，大家就倒过来以伦理道德来取代政治道德，开后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开后门，贪腐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了我家庭的利益，可以不顾国家、社会的利益。帮我儿子开后门，替我爱人的表弟的公司盖个章，我奶妈住院要打个招呼……很多官员贪腐都自觉有家庭伦理道德支撑，违反的却是现在谁也不大相信的政治道德。在政治、伦理道德几十年此消彼长中，唯独职业道德，文革前后至今，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中，一直被轻视，甚至缺席。中国没有新理伦理那样把职业精神与宗教观念相联系的态度。职业很多时侯只是饭碗。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至少近几十年，职业道德远不如政治道德、伦理道德那样受重视被强调。

什么叫职业道德呢？比如说好像警察得干警察该干的事。老板得负老板该负的责。医生不能把刀开错了（不管有没有红包），这比他婚外情要严重的多……

所以，周正龙，一如奶粉、地沟油、飞行员文凭等等其他作假且发誓的人一样，有其心理道德支持。在市场政界“打假”是法治问题，讨论作假的道德原因是文化问题。

不过发誓也有奥妙。咒自已死，咒狂风暴雨，咒自已变虫变鬼都行（担保越沉重越无法兑现），宋明小说里，穷人小厮贪钱扯谎，分分钟拍胸脯表情可怜：小的若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隆。但周正龙等，却不会以自已的父母性命来担保，也不会天打五雷轰他的儿子……因为，政治、天地可以不理，家庭伦理道德的底线隐隐还在。

我们大概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制造华南虎、三鹿奶粉、豆腐渣校舍的种种专业半专业或业务的作假者，都会从心底里觉得他们没错。为什么没错，就是因为多年来，我们的对错标准，主要就是政治（革命者）和家庭道德（“好人”）两条。而职业操守，很少上升到道德层面上思考。某人虐待老母，是“坏人” ；某人卖了多少吨地沟油，替老母看病，你会说他是“坏人” 吗？在政治道德因概念虚伪而基本失守（只有善良的政治辅导员水平的官员还在希望教育人民如何荣辱怎样雅俗），家庭伦理因缺乏制约而常常成为贪腐动力的今天，职业道德的缺席就使社会人性的三角关系趋向不稳。对个人来说如此，就国家来说亦然。

中国人其实向来讲有关“饭碗” 的道德。虽然民以食为天，要给家人及百姓有饭吃从来是最大的道德，但怎么找饭吃，也有规矩，也有原则。以前中国人是讲商誉讲信誉的。今天那么多品牌不可信，后面就是职业道德的欠缺。问题是职业道德的基础在哪里呢？要从哪里找回来这个资源？

讲职业道德，前提是要珍惜这份职业。换句话说要觉得这份职业能保障了你的生活，这是不作假的基础。现在全中国相当部分百分比的人，从农民、民工到教授、局长，都觉得他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因此他必须靠额外，而这额外，就是不本分，就常常会违反职业教育。奶农掺水，地沟捞油，基本都是觉得自已穷，捞一笔是一笔。食品、药物检验部门、飞机员资历管理机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这可是高科技专业，但觉得这份工作本身收入不够，却是相通的感觉和动力。社会变化太快，消费要求日增，大部分人从高官到下面的保安员都觉得我手上拿的这份工是没有给我足够的钱的（社会是欠我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对得起家人（利用工作权力多赚外快钱），还要入党做官，以政治道德保障伦理道德。假如这份工作非常值得他珍惜，比如一个警察在香港很珍惜他的这份工，他哪敢收一点小钱。也有国家，比如菲律宾，人们也想当警察，因为可以收钱。区分不在政治观念或家庭伦理，而在职业道德。

所以搜索引擎收钱提高点击率跟周正龙拍照性质相通，都是缺乏职业道德。而周正龙这个没有职业道德还比较容易理解，现在他被当作替罪羊。上面负责科学审查的人、那些帮他冲片子，帮他辩护的乡镇县省官员，还有地方公安为何不早点调查……职业道德在这里才是问题关键，且不谈爱党爱国或忠孝节义。

许子东，学者。曾下乡，当工人，上大学，考研，留学，教书，在凤凰台“锵锵三人行”做嘉宾，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郁达夫新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三卷本《许子东讲稿》《重读“文革”》《张爱玲 郁达夫 香港文学》《越界言论》。（载于《中式生活》杂志2012年第一期，作者：许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