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第一

我在厦门、杭州两次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都曾努力阐述我们的论题，即“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两岸同属中华文化，又同样面对现代化。因此这一论题对大陆、台湾同等重要。且因社会制度不同，两岸更具有相互比较、相互参照的可能。

申而论之，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仅中国、欠发达国家，而且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也面临此问题。区别在于，从传统到现代化，对中国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而言，是被动，甚至被迫的选择转变。所以这一转化，除理性观念之外，还牵涉到情感和尊严。比如心理上的所谓“羡憎交织”（Ressentiment）。

包括韦伯、马克思在内，西方学界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论题上的典范式的看法，是将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认为抛弃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这种见解在《共产党宣言》里表达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五四”时期则表达为“废除汉字”（钱玄同），“不读中国书”（鲁迅），“家庭是万恶之源”（陈独秀），以及所谓“打倒孔家店”。此后则是三十年代科玄论战，五六十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六十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现代方案”，也包括大陆“文革”。更晚近，则有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显然，主流看法都是排斥传统，特别是西方以外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这种所谓主流看法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化、现代化演变为全球化，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所引发的文化多样性之议、文化多元论之兴起（如萨义德1978《东方主义》，1993《文化与帝国主义》）。人们才开始质疑西方眼光（将东方视为愚昧、神秘、封闭、落后），重新打量各种各样的文化，包括重新打量自己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弘扬中华文化”，重又成为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

这次到如皋（2012年11月第10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再次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论题。我想在前两次发言，在上述话语已发生已发生极大扭转的情况下，简要表达三点意见。

我们不宜过度夸大文化的差异性。差异性是多元文化论的前提，也是文化存有状态。不仅文化形态，也包括价值。但另一面，基于共同的人性，文化还有共同性一面。六十年代毛泽东与何其芳谈诗，说过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不承认这一点，文化的交往、接触、比较、交流、合作、融合等等，就失去依据。

而今，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均重视所谓文化认同。这是必要的。每种文化均有其独特性。但不能独特到与其他文化毫无共同之点，也不能过于狭小。你是广东人，认同岭南文化，你也要认同中华文化，还要认同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我听说台湾有的朋友只认同“台湾文化”，连台湾文化与明清时代大陆文华的渊源关系都不认同，这也不符合历史。

差异也不意味着对立。近日我到上海欢乐谷，里面满是南瓜。据说不能叫“万圣节”，所以叫南瓜节，说是防止西方文化侵略。我对他们说，这样做不妥。我们讲中华文化走出去，算什么呢？再如，我们珍视中医，也珍视西医，二者并行不悖。全局看，中医是地方经验、地方智慧，而西医则实际上是指人类近现代医学科学，可以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智慧，是不可以排斥的。

不宜过分夸大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相对主义是在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其合理性是主张尊重一切文化，反对任何文化歧视。但它又进而认为谁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评判、批评另一种文化。那么，文化有没有高低雅俗、善恶美丑，以至是非优劣可言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愚昧落后的东西，比如封建的纲常名教。文化鉴别、文化反思仍然必要，传统是一种优劣兼有的存在。黑格尔有一句话很出名：“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总以为只能说一切存在的都有其理由。有其理由并不一定合理，更不能因为是自己的文化，就认为合理。

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前不久，纪念文促会创立二十周年，我们发表了“六项主张”。其中也有这一条。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不能忘乎所以。

我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文化，但不能因此认为我们的文化比其他民族更优越，要提防文化民族主义。余英时先生说，民族主义只有在遭受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我倒不认为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如此狭小，但我也认为不能过分宽泛。

如今国家、民族、人民之间来往如此紧密，依存关系如此紧密，眼里只有本国、本民族利益是不妥当的，起码是狭隘的。你能不考虑别国、别族？“主义”一词，有至上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重新诠释民族主义的正面与负面。

我还建议，学习本民族历史的同时，也要适当学习一些其他民族的历史知识。比如，我们一向以自己的历史、以自己的文字、青铜器为自豪，因为这是文明标志。这种自豪是应该的，但不能盲目自大。  

考古学证明，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距今都是五千多年，比甲骨文早两千多年，青铜器最早并不是出现在中国，也是出现在两河流域，也比我们早两千年！苏美尔人在3700多年之前就已经拥有第一部法典，即《汉漠拉比法典》。那时候，我们可能连文字都没有。“四大发明”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对世界科技史缺乏深入了解的一面之词。

总之，承认差异，又超越差异；承认相对，又超越相对；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东方与西方、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格局。这，我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思想。我还认为，发展和繁荣文化，包括学术，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王石）

王石：作家、文化评论家、中共党员，生于1948年，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法定代表人、国际文化产业论坛主席。主要著述有：《文艺简论》、《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鲁迅与他的小说》；主要创作有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电视连续剧《渴望》、电影《敦煌夜谭》、《在那遥远的地方》、《女儿红》；纪录片《董浩云》；1994年起，主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领导工作；先后率团访问美国、法国、瑞典、荷兰、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及港澳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