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家，拿出接受批评的雅量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不景气，不能仅仅怪罪于批评家。其实，当代艺术家缺乏接受艺术批评的雅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良好的艺术批评生态环境的营造，需要全社会尤其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共同努力。但是，中国当代某些有影响的艺术家拒斥艺术批评的气势很盛，有人在受到艺术批评家的尖锐批评后，就不和这些艺术批评家来往，甚至视若寇仇。艺术家和敢于直言的艺术批评家成为诤友的现象，极为罕见。

　　这种恶劣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抬头，并逐渐形成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股暗流。1983年，胡乔木针对文学创作达到了繁荣的景象而文学批评却远没有达到同等地步的现状指出：“在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文学批评从来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认为这是因为文学批评家的产生总比作家的产生困难得多。因此，胡乔木提出更需要努力培养文学批评家，更需要爱护良好的文学批评，而这就要求有一种健康的批评空气。可惜，将近30年过去了，这种健康的批评空气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仍然没有出现。其原因除了艺术批评家缺乏能力、责任和勇气，还包括一些有影响的艺术家缺乏接受艺术批评的雅量。

　　其实，中国当代艺术家并不是完全厌恶艺术批评。他们只是拒斥“说坏处”的艺术批评，还是欣然接受“说好处”的艺术批评的。可见，中国当代有些艺术家厌恶艺术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艺术批评心有余悸，恐怕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

　　这种消极现象反映了有些艺术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这样的后果，就是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退化，是非辨别力的异化，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因此，进步的艺术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批评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有些艺术家固步自封，满足现状，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艺术批评。

　　同时，这也反映了有些艺术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艺术作品如果经不起艺术批评，这部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在艺术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艺术家，才拒斥各种艺术批评。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动中国当代美学转型的先驱茅盾、姚雪垠等大家在自觉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科学发展上，既能认识到自身局限，也能看到自身长处。因此，他们在艺术批评上成了真正的诤友。姚雪垠是这样对待伟大作家茅盾的，认为“每个历史运动中的有功之士，都是历史的产儿，既参与对历史的缔造，也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是在历史的局限中做了历史前驱的战士”。而茅盾也是清醒的，认为“彼时眼光短浅，而胆大敢为，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及今思之，常自汗颜”。茅盾没有文过饰非，而是在接受艺术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姚雪垠在艺术创作上做到了“生命不止探索和追求不止”，而在艺术批评上，他更是闻过则喜，闻过必改。

　　阿英批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融化西洋长篇小说同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手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不统一的地方。姚雪垠很快就在文字风格上重新推敲一遍，修改的地方很多。吴晗指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作家叙述部分，连“满清”一词也要避免使用，不要无意中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姚雪垠马上仔细检查了全书并加以改正。

　　而姚雪垠主动倾听茅盾的批评更是一种典范。姚雪垠认为茅盾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分析和评论“实为文艺评论的典范”。姚雪垠指出，茅盾“具有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学力，总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小说作品，而不同于从干枯死板的条条框框出发”。茅盾“对《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稿子所作的分析和评论，有许多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艺术技巧的共同问题”。姚雪垠认为茅盾的这些分析和评论深切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匠心，对艺术家特别有用。姚雪垠还将茅盾关于《李自成》的所有来信，包括对第二卷各单元的意见，用厚道林纸粘贴，装成一册，并认为这些茅盾晚年留下的重要文献，会引起后代的重视。而这些重要文献之所以能为后人重视，不仅因为茅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很有贡献的老作家，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不少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精辟意见，而这种探讨正是艺术批评界多年来所忽略了的或回避不谈的。后来，姚雪垠从茅盾的信中将谈论小说艺术的部分抄出来发表，“推动重视艺术性的文艺风气”。而姚雪垠和茅盾之所以能够推动艺术批评的科学发展，是因为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

　　当然，艺术批评的存在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家对文艺批评的接受，至少艺术批评还肩负着引领艺术消费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家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艺术家对艺术批评过激、过敏和过当的反应。但是，艺术批评的发展和兴盛却离不开艺术家对文艺批评的接受。因此，良好的艺术批评生态环境不完全取决于艺术批评家，而是由全社会主要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共同营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