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宏简介:1947年出生于上海,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1972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摄影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收藏中国古典家具。现任中国收藏家网总编。
金伯宏有多重身份:摄影师,这是他的专业所长;文学家,他曾发表、出版《丝绸之路》、《沿着马可波罗足迹》、《走过天上地下》等长篇专著与小说,超过百万字,这是他的业余爱好;收藏家,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便走上收藏之路,后来专攻明清家具。金伯宏说,收藏家具是他人生最大的财富和乐趣。
与金先生谋面之前,就早已见过他收藏的一件家具——明代黄花梨供桌,这个供桌曾在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中获得过金奖,那期的点评是陈增弼先生,后来笔者去陈先生家取此供桌的来历及点评的文章和图片,刊登在本杂志06年第四期上面。
机缘巧合,在07年嘉德举办的一次古典家具论坛会上,遇见了金先生,他是论坛会上的发言人之一。当时倒吃了一惊,因为金先生是被人用轮椅推上演讲席的。坐在我身边的胡德生先生悄悄告诉我,那是因为1991年的一场车祸。那天,金伯宏面带着笑容,用舒缓而凝重的声音,演讲了《马蹄足的由来》。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了解这位中国家具界重量级的收藏家,在轮椅上保持微笑的和善长者。
从《古玩指南》中发现家具价值
采访是在金先生的家里,一个普通的二居室,金先生已经在客厅等候着。说起收藏家具,金先生说:“它不是比财斗富,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发现。”
1972年,金伯宏如愿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他的工作是在业务部美工组拍摄文物照,每天都会接触好多国宝级文物,如瓷器、玉器、书画、家具等等。闲暇之余,便求教拜师,并且自学很多关于文物的知识。那为什么金伯宏会把明清家具作为收藏的专项呢?
金伯宏说:“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在故宫工作的师傅都不敢称自己是专家,家里也不敢收藏文物,因为一旦抄家,你说不清楚这东西的来历,如果发现是故宫的就更了不得了。当时唯一安全的、不触及政策的收藏便是家具,而且家具比其它艺术品有一个好处,其它收藏品一般有历史价值、欣赏价值、增值价值等,家具还多了实用价值,人们买家具都是为了实用,而没有一个人花一千万买来花瓶插花用。”
“那您是如何发现家具的价值的呢?”笔者不解地问。
“这得益于一本书《古玩指南》,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篇叫做木器,当时不叫家具。这本书里特别讲到紫檀,说它如何珍贵。以前在故宫里每做一件紫檀家具都有记录,记录制作的理,是因为新建的殿堂,还是皇帝大婚?这些记录足以说明紫檀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以及它的价值,也说明紫檀家具的收藏潜力很大。”
世纪70年代,家具收藏还是个冷门,而真正的收藏家就是要有预见性,必须在东西不贵的时候就要着手,这是金伯宏后来总结的经验。
80元钱淘得紫檀冰梅纹炕桌
每件家具藏品是如何购得、从哪里购得,金伯宏至今还记忆犹新,他最早淘的家具便数那件紫檀冰梅纹炕桌了。这炕桌是金先生在北京文物商店淘来的。
金先生让家人拿过一本书《盛世雅集》,这是由田家青先生编著的,是去年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的精品家具合集,这件紫檀冰梅纹炕桌便收录其中。金先生用右手轻轻翻阅着,他的右手只有两只手指会动,所以翻阅这本厚厚的书有些吃力,但这些年,他坚持自己用这两个手指打字,写文章。他说如果不充电,就会被社会越落越远。
书被翻到49页,这件紫檀炕桌跃然纸上,虽然已看过摸过千百遍,金先生依然很欣喜地说:“就是这件炕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经常去文物商店逛,当时文化商店以玉器、瓷器、字画等为主,家具很少有,但我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它,也许这就是缘份。我还记得,当时我是80块钱买的。”
这个炕桌的桌面用银丝镶嵌冰梅纹,更特殊的是桌面四角用錾花铜饰件装饰,特别精美,同款的炕桌只有在故宫、颐和园才能得以一见。
洗衣机换黄花梨面盆架
金伯宏的这些家具有的是从文物商店淘得的,有的是从北京硬木家具老字号龙顺成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个人手里买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便是《明式家具研究》的作者杨耀,他也是陈增弼的老师。
“当时陈增弼去向杨耀学习家具及室内设计,便是我父亲的安排,我父亲是建筑学院的院长。我的一部分家具便是杨耀先生帮忙挑选的。遗憾的是杨耀在文革中便去世了,留下了一批黄花梨家具。后来这批家具传到杨耀妹妹的手里。但他妹妹不喜欢这批家具,当时这批家具也不怎么值钱,便说不要了。于是我和父亲准备买下。
我和杨耀的家人都认识,后来她妹妹说想要一个洗衣机,正好我从国外回来,有一个指标,可以买一台洗衣机。于是用洗衣机换了那个面盆架。”
在那个年代洗衣机可是奢侈品,时髦的东西,居然用洗衣机换一个破旧的面盆架,想来不可思议。
跟外国人争顶箱柜而打官司
现在一提收藏家,就会想到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可以不惜重金买各种藏品。而金伯宏的收藏史不是这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他的收藏是靠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不辞劳苦换来的,淘家具的钱都是平时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1981年,我去美国留学,每年都拿奖学金。为了买家具,我便在学校里打工,每天打扫卫生到晚上十点,一个小时六美元。亚洲基金会也给了我一个资助,当时他们还资助了王世襄、陈凯歌等人,解决学费、生活费、旅游考察费等。每到暑假,我就拿着攒的钱,回北京买家具。”
“为什么这些家具能让您如此狂热呢?”想到一个留学生,身边同学都在休息、娱乐的时候,自己却独自扫地打工赚钱,在漆黑的夜里劳碌孤独,为的就是买一些破旧的家具,笔者不禁有些心酸。
“因为当时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之后,国内好多家具商贩从河北、山西等地一车一车地收家具,然后运到北京,再辗转卖到国外。据我统计,当时有90%的黄花梨家具都到了国外。
我买家具实际上是暗中在和外国人较劲、竞争,不能让中国的家具流失到海外去,当然我的财力没法跟他们比,后来还为此打过一场官司。我在北京某家具店看中了一对明代黄花梨顶箱柜,我已经付了钱,可是当时没拉走。过了一段时间,对方说要把钱退给我,他把家具加钱卖给了一个外国人。于是我便将卖主告上法庭,当时马未都先生也去作证。但最后我还是败诉了。我不服,又接着上诉,我给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乔石写了封信,当时他就把批文下到北京中院。我胜诉了,但那对顶箱柜却无法追回了,很可惜。”
看金先生脸上无可奈何的表情,我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为这批家具能够保存在自己的国土上,他尽力了。
“现在好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提高了,国内的收藏家实力也越来越大。”金先生接着说,脸上重新露出一丝笑容,仿佛看到了中国家具收藏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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