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匾额馆长姚远利：匾额上的千年文脉

名不正则言不顺

正如不了解中华木文化就无法进一步去定位和了解红木文化一样，只有在对中国匾额有一定了解之后，才能对科举匾额有一个更充分的认识。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告诉我们，匾额最开始的一种形态叫“榜书”。榜书是为装饰帝王城池和宫殿而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城池和宫殿，因此，为了标示名称和宣扬教化，在宫门之上、重檐之下，就必须悬挂“榜书”。为配合环境、突出气势，就要求字体必须大，字体的载体也必须大。不是大而无当，而是大而恢宏。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在统一文字的同时，也规范了战国时期各国不规范的标名形式，于是就出现了匾额，它的功用同样是标示名称和宣扬教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沿用过程中，匾额形成了两大体系：官方体系和民间体系。谈到官方匾额体系，姚远利一针见血地说：“这是治理国家的需要，从政治层面上讲，它所标示的内容，可以说是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

最典型的例子：“大明门”是明王朝的象征，当“大明门”匾额被换成了“大清门”，就表示一个王朝结束了，而“大清门”后来又变成“中华门”，则又代表着清王朝的被取代；再举一个例子：因为古代中国农耕文明总是跟游牧文明产生冲突，中央王朝为维护统治和版图，建了很多关隘和边城，这些地方必然都会高悬一块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大匾额，比如张家口城墙上的“大境门”匾额，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匾额……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些匾额的精神意义。这正如姚远利所说：“匾额，是两千年来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它高高悬于一座建筑物最显著的地方，表示着一种自尊、自爱，代表着正统、正宗、正气和正派。”

这也恰恰是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匾额（甚至是建筑）上的集中体现。悬挂了匾额，就做到了“名正言顺”，就可以昭示社会、面向万众、宣扬教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