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壁画看传统家具（三）

　　墩煌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凉，最晚到元代，历时九百多年。壁画也好，彩塑也好，从多层面、多元化反映了南北朝至元代人们生活和文化状况。本文拟从墩煌壁画中家具的变化，论述这个时期人们起居习俗的演进。

　　一、香案与炕案

　　汉代以前，人们席地而坐，使用的几案都是适应席地而坐的低形家具。汉代时各种案的名称很多，如：食案、书案、奏案、香案供案等。以食案数量最多。食案大多形体较小且轻，史书中常有食案的记载。《艺文类聚》：“燕太子曰：太子尝与荆轲等案而食”。《后汉书、梁鸿传》：“孟光举案齐眉，不敢于鸿前仰视”。汉代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由此可见食案轻巧灵便，举案齐眉是非常轻松的事。

　　汉代还有一种较大的案，用途较广，读书、写字、宴饮都可使用。它和专用的食案不同，食案往往在边沿做出高于面心的拦水线。而这种案不但案面平整，且案足宽大，并作成弧形。一般用途不同，名称也各异。读书、写字的叫书案，皇帝上朝及各级官吏升堂处理政事的案叫“奏案”。如《后汉书?江表传》载：“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吴，张昭等皆劝迎曹公，唯周瑜、鲁肃谏拒之。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复有言迎北军者，与此案同”。这类大案，有时也用来作食案用。

　　这类案子，案面多用纸绢裱糊。直到唐代，这种作法还很普遍。

　　《东观汉纪》曰：“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艺文类聚》卷六十九) 东汉后期，发明了造纸。这时期的案面多用纸绢裱糊，直到隋唐时期还使用这种作法。如唐《摭(执)言》所说：“举人多以白纸糊案子面。”

　　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几，除沿用汉代形式外，品种又有增加。弧形三足几在这一时期内被广泛使用。墩煌335窟初唐壁画维摩诘经变图、103窟盛唐壁画维摩诘经变图，五代时期61窟和98窟中的维摩诘经变图，坐在高架床上讲经说法的高僧身边都辅设着这种弧形三足凭几。弧形三足几由于其弧形的特点，使用时不论左右侧倚或前伏、后靠，都很方便和舒适。其它如：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所绘人物踞居榻上，胸前置三足曲几，南京象山七号墓出土的陶牛车内的凭几，南京甘家巷六朝墓出土的陶凭几等，都是这种弧形三足曲几。宋程大昌《演繁露》说：“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这种几可以席地坐时使用，也可以放在床榻上使用。说它是坐具，是指坐时所用的器具。确切地说，仅是辅助性坐具。“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指的是专供坐时依凭的曲几。这种几大都较小且窄，几面微向下凹，有的在上面刻花。还有的不仅几身呈弧形，几面也呈弧形，下附三足，坐时置于身边，侧坐靠倚，甚可人意。总而言之，这类弧形三足凭几在六朝时期使用非常广泛。

　　这种坐时凭伏的几还有“榰颐”的别名。榰，支撑的意思；颐，即保养、休息之意，榰颐就是为老人而设的凭几。《通雅。杂用》说：“隋阳帝亲见戒师，有白檀榰颐一枚。”至宋代还偶有所见，以后渐渐不闻。宋代黄山谷《跋闫君校书图》：“有云榰颐一，一人手持卷，左手据榰颐。”就是说的这种几。

　　唐代出现了高足长桌和长案。从唐初到五代有多幅壁画有长桌和长案的形象出现。从初唐335窟北壁维摩诘经变图、103窟（盛唐）、晚唐138窟，五代61窟、98窟的维摩诘经变图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案。造型为一板为面，两侧以数根弯屈的竖棍安装在案面两端缩进一些的位置，案足系一横木，与弯屈的数根竖棍相连。两侧案足有明显的外叉，显得异常稳重端庄。

　　还有一类是长条形四面平式，此类多带桌围，桌上摆放供物，用途与前述长案相同。在盛唐的药师经变、观无量寿经变，中唐158窟天清问经变、159窟维摩诘经变，晚唐138窟维摩诘经变，五代壁画61窟经变品、98窟的维摩诘经变和思益梵天经变中所描绘的长桌，都属于同一类形。这类长桌在唐五代时期的绘画、石刻及墓葬壁画中也多有描绘，如：唐代卢楞伽六尊者像第三拨纳拨西尊者象中所描绘的长桌，装饰都很华丽，绝非普通平民百姓所用之物。

　　反映唐代平民生活的高足长桌和长案，在敦煌壁画中也屡见不鲜。无论寺庙还是市民，中等以上人家都有使用。从473窟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到这类家具的使用情况。画面描绘的是宴享场面，在帷幄中置长桌一，四边挂以桌围，上陈勺、筷、杯、盘等食器，两边各列长凳，男女数人分坐两旁。从画中人物看，此桌和凳的长度是很可观的。五代98窟左上角描绘的宴饮图和61窟右上角的宴饮图与473窟描绘的基本相同。在敦煌85窟唐代壁画中，绘一屠师图，前放方桌二，肉架后面还有一稍矮的长方桌，屠师正站立桌旁持刀切肉。此桌的面板较厚，四腿也较粗壮，腿间无枨，可能是专为切肉的屠房家具。从屠师与桌案的比例关系看，其高度与现代家具的高度已相差无几。临时性和活动性较强的折叠家具在五代61窟楞伽经变中表现，图中两个屠师站立在俎案边，俎面长方形，面下以两组交叉腿作支架，从与屠师的比例看，高度应与现代桌案相等。

　　墩煌壁画中还有一种桌类家具，分长方和方两种。长者前后看各四腿，两侧看各三腿，共十条腿，方者每面各三腿，合计十条腿。每腿足部作出象征鸭子足趾间的璞足。在盛唐145窟北壁、445窟弥勒下生经变中嫁娶和北壁弥勒下生经变图都有描绘。从画面场面看不象是平民百姓。可以想象这种家具的档次。这种款识到元代还有使用，大者为桌，小者为凳。明清时期我们的邻国日本还在使用。

　　唐代桌案，在传世的唐代名画中也有所见。如：唐代《宫中士女图》中的长桌，四面均用双枨。唐代丘文播《文绘图》中有长方案一张，作成曲齿花牙形腿，下按托泥。腿部结构是采用挖缺作法。说明我国家具技艺在唐五代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关于桌子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有争议。据1975年第11期《文物》介绍，河南灵保张湾汉墓出土一件绿釉陶桌，上置双耳圆底小罐儿，与小桌烧结在一起。桌面长方形，边长140mm，通高120mm。其四足稍高，不同于汉代出土的几案，又有别于坐榻，外形和现代方桌基本相同。它的出土，在家具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认为桌子出现于隋唐之际，而灵保张湾汉墓方桌的出土，把桌子的起源提前了近800年，并为一些研究家具的学者所接受。也有人认为它不是桌子，而应叫案，并作了专门的论述。在承认桌子出现在隋唐之际的同时，又指出最早见到桌子的名称则在五代时期，因而唐代以前虽然有了桌子的形象，也不叫桌，而应称为案，说法有其合理性。按照这样的说法，唐代无“桌”名，而有确凿的关于桌子的形象资料，所以才把桌子的出现定在隋唐。而灵保张湾方桌与唐代屠房俎案都具备了桌子的形象，凭此，完全可以把桌子的起源推到汉代。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普及的过程，汉代有胡床，它是汉代特有的高足家具。既然有高足坐具，那么也不能断定绝对没有高形桌子。

　　二、屏风与衣架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附设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还有多至十扇至十二扇的。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放在身后，两侧向前合拢至一定角度，屏风自然直立。《南史?王远如传》：“屏风屈曲从俗，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这在墩煌初唐壁画中的335窟北壁维摩诘经变图、盛唐103窟、中唐159窟、晚唐138窟、五代61窟和98窟的维摩诘经变中都有描绘。这类屏风形体不大，多数都是配合床榻组合使用。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上描绘的两件床榻最能说明问题，两件床榻大体相同，而一件有屏风，另一件却没有屏风。说明屏风与床榻不是一件东西。而屏风的尺寸却与床榻的尺寸相同。反映这种情况的绘画有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风为三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三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须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屏风，除起陈设作用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

　　直观反映屏风使用情况的还有墩煌23窟盛唐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图中有二人坐于床沿，床后及右侧围护着屏风；五代第98窟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方便品中的床榻和屏风，与23窟屏风几乎是一样的。98窟屏风还明显看出是直接立在地上的。从这两幅画面看，装饰较为简陋，应是反映的平民生活。因此又进一步证明屏风在唐五代时期普通士民中的使用情况。

　　隋唐五代时期盛行书画屏风，史书及当时的给画中屡有记载。《新唐书?魏征传》中有：“帝以旗上疏列为屏障。”《新唐书?李绛传》记：“李绛元和二年为学士，宪宗命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旧纪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纪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还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宋 陶毂在《清异录》中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做画屏七十扇，用活动钮连接起来，随意施展，晚年常用为寝所，喻为屏宫。

　　在445窟北壁盛唐壁画弥勒下生经变中剃度部分，描绘一群女子出家前接受剃度的场面。画面中两女子坐在筌蹄上，两僧人正为其剃发，旁边还有一群等侍的妇女。在她们的周围有临时支搭的屏障，右侧还有一僧双手撑起一块黑布为剃度女子遮护。虽不是正式的屏风，但起的是屏风的作用。

　　墩煌壁画中的衣架

　　衣架是人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家具。古人衣架与现代衣架不同，现代衣架大多采用挂钩或枝杈的形式，衣物多以衣领处挂在衣钩上。古人衣架多取横杆式。两侧有立柱，下承墩子木底座。底座之间有横枨或横板。立柱顶端安横粱，两端长出立柱，尽端雕出龙头、凤头或灵芝、云头之类。横杆之下安中牌子。中牌子在两根横杆之间另加两支小立柱儿分为三格，俗称矮佬儿，也有的用小块料攒成几何纹棂子，做法多样，主要对衣架起牢固作用。完整的衣架具备上横梁和中牌子两道横杆，衣服脱下后，就搭在横杆上向两面下垂。

　　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衣架。衣架大体分两种形式，一曰“楎”，形如竖立的木杆；一曰“椸”，即横架的木杆。古代有男女不同椸架的习俗。《礼?内则》：“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椸（枷）。”钉在墙上的木橛用以挂衣，也称为“楎”。《而雅?释宫》：“在墙者谓之‘楎’。”横架的木杆用以挂衣又曰“桁”。《尔雅?释器》：“竿谓之桁。” 《而雅疏》：“凡以竿为衣架者，名曰‘椸’”。唐柳宗元《永某氏之鼠》：“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衣架又曰“桁”，可能是地方方言不同。《宋书?乐志》中《东门行》：“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这些名称经汉魏六朝一直沿用到隋唐时期。唐代韩愈《寄崔二十六立》诗：“桁挂新衣裳，盎弃食残糜。”岑参《山房清事》诗：“数枝门柳底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

　　关于“衣架”之名，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唐代《济渎庙北海坛二所庙堂碑阴》记载的新置祭器及深弊双舫杂器物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中，有“竹衣架四，木衣架三”的记载。

　　墩煌壁画中关于衣架的形象资料虽不多，但从北魏到唐五代中跨度较长，如：北魏257窟南壁后部中层就描绘一衣架形象。晚唐第85窟窟顶东披楞伽经变中卢毗王本生，图中绘一架，以两个十字形木件作底墩，上竖立柱，顶上有横杆。两端出头，当中栓绳，悬另一木杆，两端各悬一盘，一边放一鸟，另一边放珐玛，实为称重的天平。如果没有天平杆，则与257窟衣架无异。这张图说明衣架有时也可以派到其它用场。晚唐85窟楞伽经变屠房图中，屋内左右两柱间各施一横杆，尽管没用于挂衣而是用于挂肉，仍属于架的性质。五代61窟楞伽经变图上部所绘的衣架则非常明确。由两根竖向木杆支撑一根横向木杆，横杆两端出头。竖杆下部有十字形底座。横杆上正挂着衣服。这种衣架从战国到明清，其造型结构一直变化不大。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数量上不断增加。

　　进入宋代，衣架的使用更为普遍。如河南禹州宋墓壁画的“梳妆图”中，衣架巾架盆架镜架俱全。其中的衣架，是由两根立木支撑一根横杆，横杆两头长出立柱，尽端微向上翘，并雕出花瓣。下部虽被人物遮住，不能窥其全形，估计已采用两个木墩来稳定立柱的作法了。在两根立柱之间，一般还有一根横木或中牌子。既起加固作用，同时也可挂物。郑州南关外北宋砖室墓墓壁砖雕家具中也有衣架形象。中间两道横枨之间另加三支小立柱儿，也就是矮佬儿。上横梁长出两柱，尽头稍大，做成球形，且微向上翘。洛阳涧西宋墓砖雕家具中也有类似衣架形象的描绘。

　　从墩煌早期的北凉一直延续到宋元，历时九百多年。墩煌壁画、彩塑中所反映的家具形象，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具在当时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原载于《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2011年第四期，作者：胡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