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戏图,又称婴戏纹,是以儿童游戏为题材,描绘孩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大多活泼有趣、逗人喜爱,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情景,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瓷器、玉雕、木刻、刺绣等作装饰图案。这些婴戏图体现了人们自古至今对孩童的无限关爱与期望,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和祝愿。
婴戏装饰图纹,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民俗心理,形成于民俗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它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有祈求人寿年丰、多子多福的民俗情结,这与早期人类对大自然认识迷信,新生儿易于夭折等因素有关,而且传统的封建社会把“君臣父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权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家中生育男丁则烧香祭祖,叩拜送子观音,筹请左邻右舍,使得儿孙满堂、传宗接代的旧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寓意连生贵子、五子登科、五婴抢冠、麒麟送子、多子多福的图案成为古代常见的装饰图纹,这些吉祥的图案寓意都寄托了古人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也印证了古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无论从衣着服饰,还是神情形态,还从未发现有女婴参予婴戏的装饰图纹。
我们无法界定婴戏图纹的最早起源,较为普遍的认为婴戏图案不晚于唐代。《宣和画谱》中说唐代画家张萱“于贵公子与闺房之秀最工……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张萱能很好地把握住儿童的人体比例和风格,克服了唐以前儿童图案“貌小体壮”的不足之处。据考证,运用在瓷绘装饰工艺上起源于唐代青瓷,如长沙窑瓷器上釉下褐绿彩婴戏莲纹。
宋以来,绘画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擅长绘画儿童题材的画家。宋代儿童题材画家更是名家辈出,如北宋著名写实画家苏汉臣,曾任宋徽宗赵佶的宣和画院待诏,他画中婴儿“天机烂漫”、“深得其貌而更尽神情”。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一批宋代的婴戏图,我们可一睹其风貌,如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婴儿群舞图》、《萱草婴儿图》,李嵩的《市担婴戏图》,苏焯的《端阳婴戏图》等。
宋代瓷器上,通过刻花、印花、绘画等工艺技法,将婴戏花、婴戏球、婴戏海水、荡船、钓鱼、放爆竹、蹴鞠等儿童嬉戏玩耍之生活画面表现出来。其中以磁州窑釉下彩绘婴戏图最富表现力,将儿童的娇憨之态发挥得惟妙惟肖,传神之至。
明代至清早期的婴戏图动作较为夸张,动感强烈,整幅画面俏皮淘气,举手投足无不似胡人跳舞,从画中能鉴赏出契丹人或匈奴人能歌善舞的场面,有极强的美感和浪漫主义气息。常见题材有放风筝、捉迷藏、对弈、蹴鞠、习武、攀枝娃娃、莲生贵子、喜报多子、庭院婴戏、郊外婴戏、傀儡戏、婴孩读书、十六子、百子、五子登科等。清中期以后,画面趋于写真务实,动态平和,动作呆板,虽五官清晰,却无孩童特有的顽皮机灵。
婴戏图纹在明清得到了鼎盛发展,其创新的题材如永乐首创的十六子及嘉靖开始的百子图,从简单的一两个幼童形象发展到百多个幼童,场面热闹,幼童神态各异,所隐藏的寓意也不尽相同。百子图,也叫百子迎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它的一种特定含义,由于它含有大或者无穷的意思,因此把祝福、恭贺的良好愿望发挥到了极致。百子图自出现以后代代因袭而成传统的图案,一直流传到晚清民国,得到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青睐。
在明清的宫廷之中还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幅很灵验的百子图,哪个妃嫔能得到它,在房中挂上一百天,每天对着那一百个小儿祈祷上一百遍,就会感动其中的一个,投胎过来做子嗣呢。这也给百子图笼罩上很多神奇的色彩。
在明清家具上,常以婴戏图或百子图装饰屏风和箱柜一类家具,又往往使用百宝镶嵌的造法。如故宫所藏黑漆百宝嵌婴戏图立柜,胡德生先生评价:“此柜之婴戏画面生动,色调丰富,镶嵌工艺精巧,在现存明代漆家具中罕见。”
(原载《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和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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