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的视觉艺术及其文化内涵

家具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矛盾运动形式。贯穿于家具发展中相互矛盾的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时简直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抓住本质的联系，并一层一层地进行剖析，才能最终揭示出家具发展的基本规律。什么是家具发展中本质的联系呢？主要有三方面：

（一） 人们对家具提出的功能和使用方面的要求；

（二） 人们对家具提出的精神和审美方面的要求；

（三） 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来达到前述的两方面要求。

关于明式家具的功能和使用，已有许多文章作了详细的探讨，而精神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也有很多人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单纯从形式上来讨论明式家具的美学规律是不足取的，这不仅是由美学本身的抽象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形式美规律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差异。应当指出：形式美规律和审美观念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前者应当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法则；而后者是随着民族、地区和时代的不同变化发展的、较为具体的标准和尺度。前者是绝对的，后者是相对的。明式家具之所以被认为是美的，这是因为它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而在清代，它并不会被认为很美，否则清式家具就可能不会形成那种繁琐的风格特征了。

设计要素有机统一的视觉艺术

古今中外的家具，尽管在形式处理方面有极大的差别，但凡属优秀作品，必然遵循一共同的准则——多样统一。因而，只有多样统一堪称之为形式美的规律。至于主从、对比、韵律、比例、尺度、均衡.......等等，都不过是多样统一在某一方面的体现，如果孤立地看,它们本身都不能当作形式美的规律来对待。

多样统一，也称有机统一，为了明确起见，又可以说成是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或者是寓杂多于整一之中。任何造型艺术，都有若干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只有把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规律，有机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就各部门的区别，可以看出多样性和变化；就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和谐与秩序。既有变化，又有秩序；这就是一切艺术品，特别是造型艺术形成必须具备的原则。如果一件家具，缺乏多样性的变化，则必然流于单调；如果缺乏和谐与秩序，则势必显得杂乱，而单调和杂乱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美的形式的。由此可见：一件家具作品要想达到有机统一以唤起人的美感，既不能没有变化，又不能没有秩序。

明式家具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设计要素的完美统一

明式家具在线型构件的应用上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这些线型历经木作匠师的智慧和创造，融会贯通，在传统技法上提炼概括成简练、流畅、刚劲的线型变化。

明式家具的直线应用自然、恰当，而曲线应用机敏，擅长用“C型”、“S型”等自由曲线及其组合形式。明式家具对线的应用线型与线脚两种用法，线型贯穿融汇在家具造型之中，而线脚常用在家具的边抹和腿脚上。其线脚种类繁多，通常有：文武线、竹板线、凹线、阳线、鲫鱼背线、双鲫鱼线、芝麻梗、方线、皮条线、半混面单边线、双混面单边线、凹面梅花瓣线、平面双皮条线等。线脚的深浅宽窄、舒敛紧缓、平扁高立稍有变化改观则会使家具发生变化，所以倘若细究，线脚又是千变万化的。

脚外缘线内收则成内翻马蹄。这条由直线过渡成曲线的马蹄脚，衔接得非常自如流畅，光挺有力，有如奔马勒缰之势，在明式家具中比比皆是，在架了床、罗汉床、几、案、桌、凳等家具中广泛用。

明式家具还擅长利用木结构的每一部件进行艺术椭圆券口、方圆券口、海棠券口等。而这些都是结构兼作装饰的部件，既起支撑和加固的作用，又在上面起线打挖或作浅浮雕，起着烘托的装饰作用。霸王撑、对角十字撑、吊挂楣子、镂空楣子等结构形式既增强了家具的坚固性又极具装饰性。

明式家具的文化内涵

形式是表象，内涵才是精确。我们在从事明式家具拓展的过程中，如果只注重其外在形式，那么就势必会陷入机械与教条的泥潭，甚至误入歧途，而难以得到有意义的开拓。

明式家具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是以含蓄美、模糊性为其特性的，但是将其上升到观念的高度来研究、探讨其在设计中的作用在我国目前似乎做得还很不够；然而这种属于东方神秘主义范畴的中国古代哲学艺术观却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他们惊奇地发现代表西方最高科学成就的现代物理学与中国哲学所持有的认识有很多相似甚至一致的地方。最新的考察表明：这两种认识的区别仅仅在于探索的方式不同，而其可靠性和复杂的程度都是相同的。中国的古老传统文化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今天去掌握和再认识。

模糊与精确看似对立实质却是相生相随直至会互相转化的。用模糊的方法可能会求得精确的结果，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精确可能会变得模糊，如“瞎子摸象”，脱离系统后的精确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应该说中国人很早就对模糊有独到和深刻的认识。分析一下我们的哲学和艺术观，不难发现这一点。中国人比较注重内在感觉，他们主张以心去体验世界，中国文化自内而外、由里及表，中医学理论就是最好的明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论，即认为人与世界是相关相通而不可分割的。道家学说强调“变”，认为永无休止的变化是自然的本质。

明式透雕圈椅，其椅圈的圆弧半径的比例正好是2:1，两圈外切形成了椅圈的轭状优美曲线。椅坐面的矩形也正好符合黄金分割比。从正面看，椅腿向处倾斜，下端的宽度与椅的座面相等，椅腿内侧呈现梯形空间。当坐面的中心点与椅腿的底端两点相连时，恰好构成稳定感的等边三角形。这些几何学的比例关系，使家具的外观取得了美的和谐效果。此椅由搭脑向两侧前方延伸，顺势而下，与扶手融合成一条独具特色的多圆心的优美曲线，至大曲率的椅圈轮廓突出地成为这件家具的主调，构成了这件家具的个性特征，其他构件都与之呼应，衬托这一主题。四根直腿略向外倾斜，有着稳定的感觉，而椅腿的直线与椅圈的曲线形成强烈对比，使各自的线型特征更为突出，但又通过腿的圆形截面与主圈产生内在联系。靠背板与两侧镰把棍都设计成较大曲率的优美曲线，是主圈曲线在垂直方向的衬托。椅腿的下端，前、左、右三边连以双枨，上为直枨，下为罗锅枨，又与座下沿的双直枨上下呼应，且有变化。作为此椅视觉中心的靠背上如意团花的设置，更有点缀作用。以团花为中心，又把靠背两旁的立牙头，椅腿前上端的角花牙，以及左、右、后面的牙板统一起来。这种小曲率曲线装饰又与主圈，靠背等大曲率部件呼应，起到统一基调的作用。这是明式家具运用统一与变化规律的成功曲范。

这把椅子是如何设计出来的？这是一个既有意义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学术界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受到“天圆地方”的哲理影响。对此我们无以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设计者（可能也是制作者）有着极高的“悟性”。中国的哲学重“悟”而不重“证”，认为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不如内心神秘的冥证。这不是唯心主义！“悟”实际上是有依据的，这种依据包含了复杂、浩瀚的信息源，正因为其复杂性与广博性，因此往往难以明示，只能由世上最精密、最先进的仪器——人脑来加以处理并给出结果，而看不到过程.这就是值得发扬与光大的东方式思维模式，其缺点是难以使每人领会，因为作品的形成是与创作者的综合素养及其情感相关联的，达不到这一层次或没有这种感受的人可能读不懂其内在含义，因为这也需要“悟”。中国画如此，中国古典哲学自身如此，家具同样如此。设计师需要这种悟性，而不能一味套用公式，套用公式就会机械、刻板而成为一潭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同时可以相信，这也是中华文明独辟蹊径、从根本上超越西方文明、重现辉煌的文化源泉。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逻辑性、数理性。他们的文化甚至被标之为“数”的文化。虽然它的最早产生和发源也是神秘主义的希腊早期哲学，但它是沿着理性和逻辑轨道上升和发展成为一种与东方哲学相对立的世界观的。其哲学基础是物质与精神分离的二元论，致使西方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相信与他共存的外部世界是一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物质机器,并企图用他们的思维控制它。

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把世界万物分为阴阳两极。阳代表刚、男性和创造力，是天的象征，而阴则代表柔、女性和平静，象征着地，它所追求是阴阳两极的平衡。然而，这种对称均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合理的无休止的运动中，这种阴和阳的能动性质从太极图的图象中能够看出来，黑和白（代表阴和阳）两种力量，每当其中之一达到自已的极端时，已经早就孕育着自已对极的种子，两种力量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明式家具体现了这种阴阳互依学说，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成功的创造了各类优秀的家具形式。如开光墩、矮琴几、夹头榫双人凳等，给人以空而不虚，实而不滞的艺术感受。

中国画不象西方绘画有那么多固定的透视法则和构图规律，西洋画记实、中国画写意。其作品经常采取散点式，即多点透视和俯瞰构图。像那些山水长卷和反映深远胸怀的画，表现的是内心情感，都与西方绘画注重对象客观外在形式不同，中国人注重的是神和势。因此中国的绘画经常表现出形象、空间和时间的模糊，这此因素可以随心变动，随意想象。作为中国画代表的水墨画对于虚和空的重视是西方绘画所不及的，所谓：“计白当墨”、“无画处皆成妙境，乃是中国艺术朦胧、模糊与含蓄之美的所在”。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言不尽意，弦外有音”，“此时无声胜有声”，“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物我交融的意境。这种意境可以通过心灵去感受，却难以用言辞来表达，可望却不可及，你以为到了却已经失去，似乎失去了其实已经得到。这是一种含蓄美，但这种模糊并非含混不清。它是根据主观把握情感，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的取舍和安排，排除无关紧要的因素使之变得模糊。这种高明的处理方法由于其不定性、多义性、可变性而产生了极大思维能动作用，留有余地、发人深思、催人想象。明式家具的空灵就是以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回味无穷的。如紫檀交椅其踏脚不是与托泥紧贴在一起的，而是似接若离，这一维妙的细部处理赋予这把椅子以活的灵魂。试想，如果将踏脚与托泥做成一体，那么整把椅子将即刻变得呆滞刻板而毫无生机了。又如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其灵气全来自于背部与两侧的透雕，若虽雕非透则将变得晦涩滞重。

自然，明式家具的文化内涵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上，同时也与政治、经济、民俗以及区域文化有关。作为明式家具主要发祥地的江南水乡人杰地灵，生活富裕，情感丰富，感情细腻，这一切都在明式家具的精美秀逸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统治阶级所用的宝座较之民间用具更为庄严豪华。中国人“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的自我训条使得主要陈列在厅堂的“正统”椅类端庄有余而活泼、舒适不足。

因此，在开创现代中国风格家具时，如果只是依据传统家具的形式来设计是不够的，抑或是粗浅的。尽管传统家具尤其是明式家具中的某些形态元素可能会给我们找回一些过去的时光，可能会携带一些传统的含义，但有形元素的简单提炼与拼凑在总体上可能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而变得缺乏内涵、缺乏那种活的灵魂，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所在，但同时也是得以突破和有所作为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