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郡强：谁改写了红木历史

高郡强：谁改写了红木历史

——为《红木》一书在澳门发行作序 

公元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一场发生在海南岛上的民变震惊朝野，康熙皇帝勃然大怒，斥令官员速速调查平乱。调查的结果出乎康熙的意外，暴乱的起因源于崖州（今海南岛三亚市崖城镇）知州强行劫掠当地资源，以至监生邢克善率黎人反抗，彪悍的黎人手持砍刀将百余名清兵击伤，而他们争夺的资源竟是当地一种特有的木材——花黎（今称黄花梨）。492年后（公元2011年7月18日），首都博物馆“物得其宜——黄花梨文化节”开幕，100余件套明清时期的黄花梨展品亮相北京，其中展出的各种黄花梨农俱及民用品让素有“东方神木”之称的黄花梨呈现出别样的风采，再现了古黎人的原始生活状态。

公元1736年（清乾隆元年），由造办处木作间制作的一对黄花梨雕云龙大柜呈现在乾隆帝的面前，那精美绝伦的工艺让乾隆龙颜大悦，阅批“着赏大缎四匹，貂皮十张”以资奖励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此事件被详细计入进清宫“活计档”中。但令乾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274年后，即公元2010年北京保利拍卖推出的“京华余晖——清宫木器专场”拍卖会上，数百件黄花梨、紫檀的桌腿、扶手、花板等看似“破烂”的古家具残件，成交额竟高达6000余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件8万元，如果乾隆帝在世，一定惊呼：“疯了！”

杨家驹对话赵夫瀛

公元1999年，一位老人扶在案上，提笔欲书又止，他在为一部即将向有关层面征求意见的国家标准起个好名。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专家杨家驹先生。为规范市场，国家有关机关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起草一部国家级木材标准，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木材工业研究所身上，由杨家驹先生担任第一起草人的科研小组经过三年的研究取证，并按照植物学科学的物种分类、比对，终于将百余年流行于市场上的诸如黄花梨、紫檀等名目繁多的中国传统家具用材予以规范，按5属8类33种予以结构，并赋予每一种木材以植物学标准树种学名，然而用一个什么名字来统一它们呢？这让杨家驹先生绞尽脑汁，最终根据它们的共同特点及文化特征，借用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木”。令杨老始料未及的是，这部《红木》国家标准的发布，竟为中国红木家具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他本人也在晚年成了被业内外推崇的知名学者。

公元2004年，一本杂志的创刊，第一次将一个沉默于五行八作之中，隐于百工匠坊之间，鲜为关注的社会边缘行业——传统家具制造业带进了公众的视野，从此这个行当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学术平台。一篇篇生动反映当代红木古典家具行业的文章与图片被公布于众，一个个企业家及他们出品的精美红木家具首次被以油墨的形式刊载在全国发行的连续出版物上。于是，一个行业开始有了自己的媒体，有了自己的舆论发布地，更有了一个向大众传播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窗口，这本杂志就是《中国红木古典家具》，令它的创办者赵夫瀛先生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本读物竟成为中国红木古典家具产业发展的见证人与文化的推广者。

国际红木奢侈品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红木古典家具》常务副总编高郡强先生

时至今日，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硬木材料制作家具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课题，有人说始于唐，有人说源于宋，也有人说要到明代中晚期，其实结果已并不重要，因为“红木”一词早已不是一种或数十种木头的代名词，也不是明清以来不可胜计的硬木家具的“美称”，更不是时下为世人追捧投资的“摇钱树”。

“红木”已经蜕变成为一种文化的属性，它植根于中国千百年来的精神世界，它滋养于中国沉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它寄生着中国人对美好而安逸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世界上可能还没一种植物如红木一般可让一个民族为之动容、为之倾情。如今野生的红木资源正在逐年消亡，其濒危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宝，但真正稀缺的并不是红木本身，而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回归和敬仰，作为这种精神力量载体之一的“红木”，其信仰的价值要远远超越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

为此，我们出版了这册《红木》特刊，希望借澳门盛会让全世界的华人通过这本百页的杂志，得以寻回中国人真正的精致生活、真正的文化气概，这也许就是《红木》的分量，因为它里面承载着一种蒸腾的力量，那就是： 红木精神！（原载《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2011年第六期，作者：高郡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