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

　　我国起居方式，自古至今，可分为席地坐和垂足坐两大时期。席地坐，包括跪坐，都以席和床为起居中心。大约从商、周到汉、魏，没有太大的变化。所用家具都比较低矮。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渐渐淡薄，箕踞、趺坐或斜坐，从心所欲；随之而兴的是放在床上可供傍倚或后靠的凭几和隐囊等。至南北朝，垂足坐渐见流行，高形坐具，如凳与筌蹄等，相继出现。入唐以后，不仅椅、凳不算罕见，还出现高形的桌案。但跪坐和趺坐当时依然存在，唐代正处在两种起居方式消长交替的阶段。
　　到了宋代，人们的起居已不再以床为中心，而移向地上，完全进入垂足高坐的时期，各种高形家具已初步定型。到了南宋，家具品种和形式已相当完备，工艺也日益精湛。我国家具在这个优良而深厚的基础上发展，至明代而呈放异彩，成为我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个高峰延续至清前期。可惜到了乾隆年间，工料虽精，但雕饰繁琐，风格大变。清代晚期，进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家具和其他工艺一样，每况愈下，衰退不振。
　　宋代以前，不仅和后来的起居方式及家具品种相去太远，而且即使当时有过精美的家具也很少能保存下来。宋代以后，即改为垂足高坐以来的一千年中，制造出的大量工料精良、艺术价值极高的家具得以流传至今的，只有明及清前期。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传统家具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及清前期家具之所以能有如此之高的成就，除了继承宋代的优良传统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城市乡镇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家具的需求，而且改变了社会习尚，兴起了普遍讲求家具防设的风气；二是海禁开放，大量输入硬木，使工匠有可能制造出精美坚实并超越前代的家具。
　　据《明书•食货志》，宣德时全国设有钞关(税收初构)的大工商城市，包括北京和南京在内，有三十三个。明中叶以后，不仅有二十多个上升到大工商城市行列，原来的大工商城市也更加繁荣。以南京为例，万历以后，商业兴旺，人口大增。谢肇洲《五杂俎》称：“金陵街道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繁，居民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再就江南一带新兴市镇而言，据《乌青镇志》记载：“乌镇与桐乡之青镇，东西相望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居民相接，烟火万家……地大户繁，百工之属，无所不备。”以丝织乡中心行业，兼是货物聚散地的震泽、平望、双杨、严墓、檀丘、梅堰等镇，到嘉靖与万历年间，居民和商业比过去都数倍或十倍地增长。地方志虽没有提到当时当地的家具制造业，但家具既然是生活必需品，必然属百工之一，和其他手工业一样，也有很大的发展。
　　明人著述有讲到明中期以后市民讲求使用硬木家具并形成风气的记载。范濂《云间据目抄》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王士性《广志绎》也讲到：“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以上史料，说出了明中期以后购置硬木家具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讲的正是明式家具的主要产地——江南苏松地区。这种风气促进了硬木家具生产，数量大增，工艺也精益求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家具生产当然是和木材分不开的。国内木材不充裕时就要依靠进口。开放海禁也恰好在隆庆之时。周起元《东西洋考》序说：“……我穆庙(指明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所谓“除贩夷之律”，就是开放海禁，允许私人海外贸易。南洋各地，盛产各种珍贵硬木，无可置疑，进口木材，也大大促进了明、清硬木家具生产。
　　综上所述，可见明至清前期这二、三百年间，迎来了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它由不同的因素促成，而这些因素都和社会、经济及时代密切相关，所以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