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多年拾遗补缺的青花瓷收藏家（下）

拾遗补缺潜心收藏

“拾遗补缺”四字是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老先生所赠墨宝，准确地诠释了曲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瓷片这一“冷门”课题的意义和作用。说到拾遗补缺，曲先生提起他几年前幸遇的那块有“崇祯年制”款的黄釉瓷片。据史记，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遗诏明确提出“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到天启、崇祯时，生产官窑瓷器的窑厂已经关闭。这一史记令国内外收藏界对现存于世的天启、崇祯官窑仍有异议，存世的、能确定为崇祯时期烧制的“御用器”极少。黄釉(至尊之色)“崇祯年制”刻款的出土瓷片证实了“御用器”的存在，可由此推测天启、崇祯时还是偷偷烧了一些瓷器，只是数量不多，难觅实据。在行家眼里，这块黄釉瓷片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曾有海外研究人士欲出高价收购，被曲先生婉拒。他说自己当初卖掉全部所藏钱币换来此“崇祯年制”官窑瓷片，就是不想让中国的珍品流落海外。他期盼着将来能够捐给国家的研究收藏机构，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瓷片收藏名家，曲先生手中自然不乏瓷片珍品。像《羲之戏鹅图》的青花瓷残片，是明朝天顺到成化年间(1457－1487)的官窑作品，存世量极少，目前没有完整的《羲之戏鹅图》青花瓷盘存世。遇到那些研究价值极高，文饰精美的民窑瓷片，曲先生往往也是倾其所有，志在必得。花几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请”回家来的瓷片，在曲先生的收藏品中并不鲜见。那些明代民窑的“干支款标准器”，因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也成为曲先生藏品的精髓部分。这些“干支款”大部分是曲先生高价买入的。行家都知道，民窑的断代比官窑要难，因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从元到明早期民窑瓷器基本无款。一些地方的窑厂用“干支款”来替代当时的年号，这些“干支款”有助于研究者为出土的陶瓷断代。目前曲先生已拥有40多件明代民窑“干支款标准器”，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博物馆同类藏品的数量。

在曲先生众多的瓷片藏品中，老字号“同仁堂”款青花瓷药瓶颇引人注目。据史载，同仁堂始建于康熙八年，雍正时期已为御药房服务。几年前，这写有“平安散”的药瓶恰好与一件带有雍正款的民窑器在北京城内一工地同时出土，曲先生推断，此药瓶应为雍正前后时期所造，虽然做工粗糙，但作为同仁堂的早期遗物，无疑具有收藏价值。

瓷片也使曲先生觅得不少“业内知音”，其中不乏国内外著名的陶瓷专家。苏富比亚太区总裁、中国陶瓷首席鉴定官朱汤生先生就曾光顾曲先生的瓷片工作室，细细品玩那些不同朝代的景德镇陶瓷残片。国内一些年轻的陶瓷研究人员和从事绘画艺术的学生，都是曲先生分享交流研究成果的对象。“这些年，关注和收藏瓷片的人数都在不断增长。”

说到“瓷片热”，曲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某日在一处工地，曲先生见一位民工手中拿着一个品相一般的明中期、15公分左右“缺肉不多”的瓷碗，叫价100元人民币，而两三年前连10元都用不了。更让曲先生惊讶的是这只碗立刻就被一买家以此价收走。“如今，在国内古玩市场上，一块古瓷残片卖出上万元的事已屡见不鲜。”

而谈起自己藏品的市场价值，曲先生似乎并不十分兴奋，他说自己当初走上收藏瓷片的道路，只是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并无投资赚钱之意。“没有人能够成为这些藏品永久的主人。我认为，将它们集中一地，系统地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景德镇民窑古瓷的发展历史和风格演绎过程，这才是藏品的最好归宿，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藏品所具有的人文历史价值。”曲先生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愿意把自己的藏品整体捐出。事实上，曲先生在五年前出版的书里就已表达了这样的心愿，其言凿凿，其情切切，令人领悟到何为“收藏之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