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壁画看传统家具（一）

      墩煌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凉，最晚到元代，历时九百多年。壁画也好，彩塑也好，从多层面、多元化反映了南北朝至元代人们生活和文化状况。本文拟从墩煌壁画中家具的变化，论述这个时期人们起居习俗的演进。　

　　一、坐姿演变

　　汉代以前，人们席地而坐，使用的坐、卧用具主要以席和床为主。当时的床也比较简陋，只是一个木制小平台，用于隔潮而已。居住的房屋也很低矬，在西安半坡遗址和陕西临幢姜寨遗址中，发现在经过焙烤的地面上，还铺垫着坚硬的白灰面，在白灰面上又铺垫着用竹子、藤子等编成的坚硬又宽大的筵席，又在筵席上铺垫形制较小且柔软的小席。这种小席有长有短，一般长者供卧，短者供坐。这就是汉代以前人们使用的日用家具。进入汉代，床榻的使用逐渐增多，同时伴随着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老人和有身分地位的人开始坐榻或独坐榻。

　　古代坐的姿式和现在不同，略如跪状。嘉峪关东汉墓画像石、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中的人物都取这种坐式。最形象的要算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上的邢渠哺父图了。邢渠与其父皆两膝向前，屈足向后，臀部坐在小腿上。坐时若两足向前盘屈则称“箕踞”，这种坐式虽然舒适些，但却被认为对别人的不尊重和不礼貌。　

　　魏晋时期人们坐的姿势开始有所变化，更多的不是采用跪坐形式，而是两腿朝前向里交叉盘屈的箕踞坐了。如墩煌285窟西魏壁画描绘的高僧就是端坐在方形佛座上，采取的就是两腿向前盘屈的箕踞坐了。随着高足坐具的逐渐普及，人们的坐姿也必然会逐渐向垂足而坐转化。在墩煌壁画中反映交脚坐和垂足坐的画面已很普遍。如：北凉275窟西壁、南壁、北壁上层、北魏254窟南壁上层、描绘的都是交脚人象。北魏257窟、北周439、290窟296、297窟、438、439窟还有北凉275窟翘二郎腿坐姿的菩萨等。在257窟南壁后部中层北魏壁画还绘有妇女坐在方凳上的场面。这时期，个别还有保留跪坐形式的，如，285窟西魏坐胡床的禅僧，就取跪坐姿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特别是西晋以后，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同时，由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佛教的东传和流行，都使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加上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斗拱的成熟和使用，进一步扩展了室内空间，这就要求家具要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的冲击下，汉代以前那种家庭传统礼仪和席地坐卧的起居习惯逐步改变，传统家具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家具品种。如睡眠用的床已明显增高，上面还加床顶，四围挂帐，周围施以可以拆卸的矮围。日常起居用的床榻也都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音　捆)门作装饰，人们既可坐在床上，也可垂足坐于床沿。这时虽已出现了垂足坐的形式，主要流行在上层僧侣和贵族阶层。至于平民百姓，其起居习惯仍以席地为主。隅有垂足坐，也限于方凳或圆墩子。贵族阶层高坐垂足，是因为他们无需向下人行礼，而是要向下人显示尊贵。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和地位。275窟北壁中层下部北凉壁画中有坐筌蒂者，257窟南壁后部中层有两个坐方杌的。其身前都有取跪坐姿势的供养人，这些供养人显然都是身分地位低下者。

　　进入唐五代时期，两膝向前的跪坐形式逐渐减少，而两腿向前盘曲的箕踞坐开始增多，如：墩煌23窟盛唐壁画描绘的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中有二人坐于床沿，一腿踞居床上一腿垂于床沿外，床的左侧和后面还有屏风围护。148窟盛唐药师经变图、328窟盛唐时期的坐佛，晚唐时期的12窟供养人像、138窟维摩诘经变图、196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图，图中的法师都取踞居坐或跏跌坐形式。晚唐时期还出现半跏坐式。如328窟的半跏菩萨和196窟的半跏菩萨。但地位低下的妇女仍保持着跪坐姿势。45窟、66窟和217窟描绘的坐独坐席的妇女，论身分不应很低，有的身后还有站立的侍从。到五代时期跏跌坐和踞居坐更为普及，在墩煌五代61窟和98窟的四幅维摩诘经变图中，讲经的法师都取踞居坐，所坐床榻也明显较前代宽大。有的还在身边使用三足凭几。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和室内空间的处理与运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席地起居和低型家具的前奏。

　　隋唐时期，是席地坐向垂足坐、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转化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各种形式的起居习惯都同时存在。就发展趋势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家具的尺度在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的高型家具品种也在不断出现。除汉末传入的胡床、束腰圆凳、方凳外，椅子和桌子也开始使用。到五代时期，各类家具的高度已大体接近现代家具的高度，在墩煌壁画中可以看到床、榻、屏风、桌、椅、绣墩等各式家具的使用情况。图中人物已完全脱离了席地起居的旧俗，家具的形态也基本定型。众多的资料证明，在五代时期，已基本进入了高坐垂足起居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