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案、八仙桌伴随我长大

打我记事时候起，一块黑漆面的长条桌、一张砖面的八仙桌就融入了我的记忆。因为家里除了一柜一箱一梳妆台两把椅子和用铺板长凳搭就的大床外，也就这两样家具像那么回事了。听老人说，它们没有来头，祖上没有当官的人，也不是什么珍贵木材制成的，但这两件家具身上却透着股老北京的味儿，给我的童年打下了老北京的印迹。

我记得条案有3米来长，70公分宽，1.5米高。条案的两头，各摆放着一个青花陶瓷帽桶，里面插着鸡毛掸子、老头儿乐等物件，条案下面堆着一些杂物——破家值万贯，那都是些母亲舍不得扔的东西。条案正中摆放着老式座钟，两旁摆着白色的高足带盖小罐，里边分别放着白糖、红糖，还有几条小金鱼儿养在玻璃缸中，不知疲倦地游来游去。八仙桌紧靠着条案，因为屋子小，不能四面坐人，挤着点儿，能容下“四仙”而已。

我没上小学之前，家长就告诉我，要爱护这两件物什，特别是那张面心镶嵌着16块瓷砖的八仙桌，因为只要一块花砖松动了或破碎了，桌面也就完了。所以上小学后，我每天在这张桌子上写功课时，都特别小心地找一块三合板垫在桌面上。头顶上是一个15瓦的灯泡，发出黄色的不太明亮的光，这还是母亲特意买来的一个“大”瓦数的灯泡，虽然看字时依然不太清楚，但映着八仙桌的瓷砖面和条案的黑漆皮却很漂亮。每天晚上我看书看累了的时候，就抬眼欣赏一会儿昏黄灯光映衬下的八仙桌和大条案，看着看着，视线就变得模糊,睡意也就随之袭来。

就在这张由于年代久远已不怎么平整的八仙桌上，我读完了小学六年的功课。刚上中学，“文革”来了，学校停了课，红卫兵上街打人抄家，破四旧烧东西。一天上午，一群佩宽幅红袖标的造反小将进了院，趾高气扬地宣读完最高指示和“兴无灭资”的口号，然后进了我家，经过一番盘问检查，小将们开始抄家了。我当时很怕他们会把条案和八仙桌抄走，但也不知他们是不懂得条案和八仙桌属于“四旧”范围，还是根本对不值钱的东西看不上眼，总之他们并没有去碰这两件我心爱的家具。就这样，我家的条案和八仙桌幸存了下来。

接着，母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在八仙桌旁每周给她写信，每天写日记，碾转借来一两本被斥为“封资修”的书抱着看。参加工作后，当了基层领导，书多了，于是条案变成了书架，八仙桌成了写批判稿的地方……

文革结束后，这两件老家具像两个忠实的老伙计一样，依然陪伴着我，八仙桌仍然是我的写字台，条案仍然是我的书架，只不过“书架”上面摆的书，从语录、毛选换成了四大名著，八仙桌上的作品，从批判稿变成了读书笔记和给各报刊的投稿。随着我的书越来越多，条案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最多的时候，这个墩实的老伙计要承担几百本书的份量。

直到我家搬了楼房，无法安置这两件老家具，才不得不把它们送去河北老家，曲指算来，这两个老伙计陪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珍贵的36年，尽管没留下什么照片，但一闭眼，我仍能想起母亲在八仙桌对面帮我背课文的情形。我至今怀念着一伸手，从三米长的“代理”书架上抓起书来贪婪阅读并渐入佳境的美好时光。如今家里有了“专业”的写字台、书柜，但那种美妙感觉却再也找不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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