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宫地毯

　　在庞大的清代宫殿建筑群中，呈现出建筑物体量上高低错落、大小相间，划分室内不尽相同的功能，这从客观上要求建筑装饰与室内家居陈设提出了复杂多样化的要求，其中包括宫殿择选铺设地毯一项。

不一样的殿堂，不一样的选择

　　清朝紫禁城内与皇家园囿的建筑，其地理位置、内外装饰、使用功能上也各不相同。其中礼朝正殿、寝宫明间的地平、地面、佛堂、书库等地面，按宫规均需铺用地毯，但地毯的铺陈是与殿堂建筑格局、地处位置、使用功能等几大要素相关联。

　　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线上的各执掌朝政的宫殿中，太和殿是为等级最高的殿宇。太和殿重檐庑殿式，沿角饰仙人、走兽共10个。殿高26.92米，面阔11间，进深5间。此殿每遇新帝登基、宣布即位诏、册立皇后、命将出征、冬至、元旦、万寿节等各重大典礼，均在此举行。

　　中和殿为四角攥尖式屋顶，面阔进深各5间。这里每遇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时，先于中和殿升座，接受内阁大臣、礼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各堂官及侍卫行礼，然后至太和殿。此外皇帝在祭祀庙、坛前在中和殿内看祭文。遇宗人府修得“玉牒”，皇帝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后，需在此审阅，它依然是皇帝从政的重要宫殿。

　　保和殿为重檐歇山式屋顶，面阔9间，进深5间。据《日下旧闻考》中载：“每岁除夕、皇帝御保和殿筵宴外蕃，每科朝考新进士，翰林院引入殿内左右列试。”又每当清实录圣训纂修完成，需在此殿向皇帝进呈。

　　乾清宫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阶上，重檐庑殿顶，檐角以9个走兽作装饰。面阔九间，进深5间。乾清宫清初沿明朝为皇帝寝宫与日常活动的场所，雍正以后成为举行内廷典礼、引见官员的地方。殿内“正大光明”匾后，藏有秘密立储匣，以备龙颜殡天后按其匣内遗照宣告嗣位继承人。此殿还是皇帝殡天后停灵的地方，可见乾清宫仍是管理皇家某些事宜的重要场所。

　　位于乾清宫的后面交泰殿，单檐四角攥尖顶，覆铜镀金宝顶。殿呈方形，深、广各三间。清代，每遇元旦、千秋节（皇后生日），皇后在此接受百官及妃嫔等人朝贺的殿堂。至乾隆年殿内增设储藏皇家钦用二十五宝玺的使用功能。  

　　上述各正殿铺用木红地云龙文海水江崖纹栽绒地毯；唯交泰殿铺用木红地双凤系牡丹栽绒毯。 栽绒毯，即是将毛织入地经、地纬中，然后砍断，使毛绒直竖，宛如栽植而故名。栽绒毯的编织主要经过挂经线、用毛纱打结（栓扣）、过纬线等若干个程序。这类毯完全为手工编织，论其工艺崇尚复杂、讲究。纯羊毛的栽绒毯具有弹性强、踩踏舒适，加上花纹色彩的搭配，其优良的品质往往是其他类材质地毯所不能替代的，历来被人们视为毯中之尊。因此，带有龙凤图案的栽绒毯成为紫禁城礼朝、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宫殿内必铺之物。

　　但是，位于皇家园囿建筑中的殿堂，诸如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香山的勤正殿，系皇帝临时处理政务的场所，内铺用的地毯与紫禁城内礼朝正殿铺陈的地毯迥然不同。据清宫档案中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将储正大光明地平回子毯一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交圆明园收储，钦此。”清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司库白世秀、太监胡世杰，督办勤政殿地平毯，传旨：“香山勤正殿地平上着做红猩猩毡心、蓝猩猩毡边毯子一件，其猩猩毡向内养心殿要，钦此”。此两条档案揭示，位于御苑的礼朝大殿，因其礼朝性质与紫禁城有别，所以地平上铺用地毯材质、图案、色彩并无特殊规定，新疆工艺的手工织物、西方机织的红色呢子毯等尽可铺用。

　　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寝宫、皇家园囿内寝宫等处的明间，其内铺陈的地毯表现出多样化。以紫禁城的寝宫为例，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催长强锡来说，总管潘凤、王忠交裁准地平毯七块，旨：镶金黄布边，刷在储秀宫、永寿宫、羽坤宫、景仁宫、永和宫、承乾宫、锺翠宫地平上铺设，钦此。”至清晚期储秀宫更换地平毯：“储秀宫前殿明间地平上铺栽绒花毯一块”。

　　宫殿建筑形式、地处位置与使用功能还体现在地毯的铺陈方式上。在殿宇用地毯中，太和殿内地面开阔，为与高大殿宇内装饰相配伍，于清初就在地面满铺栽绒大地毯，此种做法沿至清末，始终如一。而其他殿宇、寝宫、书房、以至于蒙古包地面，或满铺、或局部铺用。如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库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常宁传旨：秀清村南书房殿内现铺黑地黑毡之处，着满铺花毯，钦此。”“挑得紫地红花羊毛花毯七块持进，交太监胡世界杰呈览。奉旨，准用此毯。” 又如“盘岚精舍东进间：地面铺黄地红花羊毛毡三块。”“西苑北海的古遗堂西间：床下地面铺紫花羊毛毡一块。”又皇家蒙古包内用毯，随包体圆形的地面，所以常选用圆形的毯子，如“黄漳绒五鹤圆毯”既是皇家蒙古包用地毯。

　　由上所述，清代宫廷建筑群宫殿铺设中，凡紫禁城中轴线上建筑体量高大的礼朝场所，地面必铺设龙凤纹栽绒毛毯。位于园囿内的礼朝殿宇，铺设的地毯则无特殊要求。在紫禁城与园囿各处寝宫、以及书房、佛堂、蒙古包等处，也无严格规定，可根据需要择选不同材质、不同花纹寓意的毯子铺用长方形毯、或铺设圆形毯。可见，宫殿建筑形式、地处位置、使用功能的多元性，导致清宫廷地毯的铺陈的多样化。

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纹饰

　　清宫殿堂各具特色的建筑，其内装饰艺术，往往能与宫殿铺设的地毯纹饰相互匹配，从中产生更具特色的视觉效果。

　　紫禁城三大殿的地平毯与太和殿的地毯，这类栽绒毯图案与各殿的御路石雕有异曲同工之妙，地毯主花边为卷草纹，毯心内一侧为海水江崖，再附之以珊瑚、宝珠、杂宝卐字纹。其上饰龙戏珠，以云纹间饰，这些纹样呈现一件长方形的地毯上。地毯在施色上以木红为地色，再选用黄、深黄、绿、草绿、黑、白、棕、妃色、深蓝、蓝、月白等色。整毯构图疏朗，主题鲜明，在艳红色彩的渲染下，图中的龙纹表现的正是《说文》所言：“龙，鳞虫之长。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二登天，能秋风而潜渊”之特有的神韵。 若将视线再投入到殿内彩画中的龙、凤纹天花、枋子上的金龙合玺彩画、贴金龙凤合玺彩画、以及太和殿宝座前六根金光熠熠的盘龙大金柱，龙、凤呈现在殿宇的顶部等，即刻感受到两者之间得相互呼应中，已将殿内装扮成颇具神秘的龙的世界。最终达到有效的烘托端坐于宝座上当朝天子的威严、神圣。特别是太和殿的宽敞地面上，满铺海水江崖云龙纹大地毯，几十条龙犹如穿云过海，气势磅礴，从中感受皇权的震撼力。

　　能与云龙纹地毯相提并论的是，位于乾清宫后的交泰殿上的地平毯，毯心主图案正中为盛开的一朵牡丹，两旁上对对峙双飞的凤，并以四合如意云、朵云作间饰。这里的主纹样双凤，与殿内的龙凤合玺彩画如出一辙。殿内呈现的凤纹，源于图腾崇拜的龙凤，《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名曰凤凰……是鸟也，自饮自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又《说文》：“凤神鸟也”。凤纹与龙纹相互匹配，皆源于“虬龙鸾凤，以托君子”之说。所以地毯在木红的地色上，呈现出的双凤是帝后独尊身份的象征，特别是地毯中的海水江崖纹，更强化当朝统治者的意愿。铺陈地毯的结果是有效增加“一统江山”的含义。

　　在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寝宫中，受建筑空间的限制，室内墙壁素色、顶部也没有大殿顶部装饰性建筑。但由于室内设有木镂雕落地花罩、摆设着繁多的床、条案、炕桌、字画、照明灯、以及桌案上陈设的钟表、瓷器、珠宝，足以弥补了墙壁、屋顶单一的状况。在如此多样的陈设物，将居室装扮得华贵典雅。面对这样得空间，地面铺设的地毯，地色明显的不似殿宇地毯上的木红色，呈现出米色、姜黄色、金色、蓝色等多色彩的特点。其上呈现出花草、几何纹样。柔和地色与俏美的花纹，渲染出浓郁的生活情调。显然这些完全是为适应居室内华丽装饰的需要，并通过地面的毯子与即室内多彩陈设物相互呼应，力求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

　　在佛堂用毯方面，清宫帝后信奉藏传佛教，宫廷大内设有规模宏大的佛堂建筑，诸如雨花阁、慈宁宫、宝相楼、梵华楼等处佛堂，或于礼朝殿内、或于居住处前堂两恻室内也辟为佛堂，以供奉各类佛像，如此设定的佛堂在宫中多达几十处。此外，皇家各园囿、围猎场等处无不供佛，众多佛堂圣地内，有的需要铺设地毯。诸如位于现颐和园排元殿的亲清大报恩延寿寺中前大庙的大雄宝殿“中间地铺红地栽绒花毯一块”。但有一点提出的是，由于藏传佛教崇信黄色，所以在举行隆重拜佛活动中，则选的地毯以黄色地居多，尤其是每遇清帝至避暑山庄的佛堂，需由宫廷备姜黄地狮子纹栽绒毯、或黄地莲花纹地毯为用。这里的狮子，在梵中写作“师子”（simha）,以其百兽之王的美称，在诸经论中借以比喻佛的无畏与伟大。地毯的黄色地与狮子纹，使佛堂建筑的使用功能得到完美的体现。

　　由上窥知，清代殿堂、宫室、书房、佛堂等铺用的地平毯或地毯，以其鲜明的主题，协调的色彩，为殿宇宫室内增加了艺术气氛，甚至是以形象艺术，深化宫室的使用意义。

帝王的威严，顶级的织造

　　地毯在“席地而坐”的时代，被视为家具之属。时代的推移，生产力的提高，床榻的出现，使地毯逐演变为家具的附属物，随之地毯织造中使用性也让步于装饰性，并长期以来在室内家具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正因如此，当朝统治者从未中止过地毯的为用。有清一代，宫廷用地毯一度达到鼎盛期，这其中与宫殿修缮、皇家园囿的建造、外出盛大活动有着重要关系。

　　清代，大凡宫殿修缮后，殿宇室内则需要更新装饰，反映在地面上就是需要铺设地毯。以紫禁城太和殿为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完成对太和殿的重建，之后，宫廷陆续织造一批供殿内用栽绒地毯。栽绒毯用料为西北地区—主要是青海一带的土种羊毛，丝线与棉线、选用植物染色，采用宁夏编织技术，编织的地毯一般长10米、宽6米之多，重达300余斤，将此类毯称之为大殿毯当恰如其分。这样一批大殿宇用毯，体现的是当朝官方最高编织水准。

　　这一情况同样反映在兴建皇家园林中，清康熙至乾隆年，清朝大兴园林建造，著名的有“三海五园”，“三海”是北海、中海与南海。“五园”又称之为“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至清晚期，朝廷为庆祝慈禧六十寿辰，挪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上述每座秀美园林众多的宫室内，地面需铺用地毯，一部分是责成工部成造。如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库掌四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热河枕碧楼下，夕佳楼下，霞标风泉、满清厅里外间、千尺雪、宁静斋寝宫并环璧西三间局铺地毯，着量尺寸样发往京内承做，由报来铺设，钦此”。为满足当朝各园林用地毯，乾隆、嘉庆年间，曾招募“回子毯匠”数名进京，在圆明园清宫造办处，承做新疆地毯工艺的栽绒地毯，并同时负有向皮作传授工艺之职。相当数量的用毯，则是与地方织造，诸如宁夏、内蒙、新疆、甘肃、北京等，以及对外贸易购得。

　　另外，清朝廷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建筑物—蒙古包。蒙古包原名毡帐、穹庐、幄次等，据《黑龙江外记纪》载“穹庐，国语（即满语）曰蒙古博。俗读‘博’为‘包’。”故清代开始将穹庐称之为蒙古包。它是游牧人的居室，也是满族建筑中的一部分，正如嘉庆帝所言“盖满州旧俗，遇巡幸行围驻跸之处，向俱携带毡庐帐房，随处支立行营。”清入主中原后，蒙古包的为用，仍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清中期以前为盛。既成这一事实一是朝廷在围猎、东巡、郊劳、战争等特定场合，均需使用蒙古包；二是清帝在觐见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等人、王公等人，尊循其俗于蒙古包中进行，远离紫禁城的活动中，已将金銮殿设在蒙古包内。又按宫规每年蒙古、回部、番部年班入觐时，常在宫中的保和殿、中正殿、抚辰殿等举行蒙古包宴赏活动。这些蒙古包的搭建，毫不夸张地说，是依托着各种毯子得以完成的。因此，朝廷为此旨意西北地区以进贡的形势为朝廷织造平纹地毯。此外，每遇朝廷举行的木兰秋狝、及其他类野外活动中搭建的蒙古包，其内需用多种形式的毯子，地毯数量为多。

　　以上随着皇家殿堂修善，兴建的园林、或外出用蒙古包而编造的地毯，在装饰纹样上，突出与该建筑的装饰、用途的协调性。位于紫禁城太和殿编织的地毯，为与该殿内藻井、天花、枋子、以及六根金云龙大柱纹饰的协调，将大殿内原龙穿花的地毯花纹，逐更新为云龙、海水江崖纹。毯中的龙眉、眼、嘴、须、身、爪、四合云文的形状等，均与殿中彩画的纹样一一对应。而专为御苑编织的地毯，本着园囿更多是休闲之地的宗旨，所以地毯中不拘质地、花形、色彩的约束。既有少数民族风情的色彩、花纹，也有融合了西方18世纪以后流行的洛可可风格与新古典主义的流行的图案，以及中西合壁的纹样。这些异域图案在不同质地地毯上的呈现，将御苑宫室、蒙古包内装扮得对子多彩，极富华丽，有效的增添了生活情趣。

　　正是紫禁城内殿宇的修缮，景色优美，规模宏伟的园囿内不计其数的殿宇、宫室，以及外出临时搭建蒙古包等建筑形式中须用地毯，导致清宫廷地毯生产中，逐步拓宽织造领域、提高了工艺技巧、丰富了花纹装饰艺术。

　　总而言之，地毯是皇家宫殿建筑的从属部分，其织造中的用料、用色、花纹、形状、铺用形式等均受制于殿宇建造的等级、用途。但地毯本身非消极用物，而是凭借色彩、纹样，为殿宇宫室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有时甚是建筑内难以表现的震撼力。因而，地毯在宫殿建筑中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廷建筑与地毯织造两者紧密的结合，成为清代建筑史与地毯织造史中的经验之谈。（原载于《中式生活》杂志2011年第二期，作者：刘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