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
一、 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昕、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的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他们与《鲁斑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强调“雅”，宣扬和提倡家具的“古雅风”。具体讲，就是“古朴”和“精丽”两个主要标准。
“古朴”就是崇尚远古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美。如《长物志》论及方桌时说：“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以供展玩书画。”在论及榻时又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 《博物要览》中有“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金丝者出山峒中，木纹有金丝，向明视之的烁可爱，楠木之至美者，向阳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古朴”、“古雅”、“奇古”、“古制”等等，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这一审美观点，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具珍品，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榻，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质朴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与文人提倡“古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
“精丽”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这一点在明代文人论著中也处处可见。《长物志》说：“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精雅可用。”这些“精丽”与“精雅”的要求，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细条与秀丽的体态，以及她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卯榫结构中，都能明显看到。这“精丽”之中，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工匠浑成的珍品时，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文人的审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
二、 文人的所好所用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大批的文人论著告诉我们，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文人出于他们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如：
“以置尊彝之属”的台几。（《长物志》）
“书室中香几”。（《遵生八笺》）
“置熏炉、香合、书卷”的靠几。（《遵生八笺》）
“如画上者”、“入清斋”的藤墩。（《遵生八笺》）
“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的叠桌。（《游具雅编》）
在论及橱时，《长物志》说：“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衔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何施不可”。《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考盘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最佳……尝见郭公转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此砖架琴抚之，有清声泠泠可爱”。
以上可见，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对于家具的品种，行制，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无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
三、 文人诗画墨宝与家具的结合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价值。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这些文人的书画与家具的合作，增强了家具的观赏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历来都“重文轻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
由于历史的、科技水平的种种原因，现在能留存的实物是较少的。但从文献资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踪迹，在《清仪阁杂咏》中就记载了两件家具，一件是“天籁阁书案”，乃是项元汴的家藏，上项氏两方印。原文是：“天籁阁书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纵一尺九寸，横两尺八寸六分，文木为心，梨木为边，右二印曰项，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项元汴字子京。” 项元汴是明代的书画家，收藏家，精于鉴赏。其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曾著有《蕉窗九录》，刊有《天籁阁帖》。
在《清仪阁杂咏》中还记载了一把椅子，原文是“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镌：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印二，一曰周公暇氏，一曰止园居士。”周天球也是明代的大书法家，善写兰草，尤善大小篆古隶行楷，一时丰碑大皆出其手。这样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挥毫抒怀，可见他对这把椅子是何等钟爱，也可知这把椅子的价值，早已不止是一把坐具了。
（编辑：漫漫）
